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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罗奇:全球化的脱节时间:2017-02-26 2016年8月1日 全球化从理论上看很完美,实际上却有很多问题。这就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崛起的教训,也是眼下席卷全世界的日益激烈反华风潮的根源。崇拜自由贸易的人——包括我在内——必须认清这一显而易见的“脱节”(disconnect)。 老实说,全球化并没有严格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拿得出手的最好根据,是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所提出的框架:如果一国只生产符合其比较优势(从天赋资源和工人技能来看)的产品,它就能从扩大的跨境贸易中获益。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万应灵药——能让所有人获益。 这一许诺从长期看相当可靠,但在短期难免面对客观现实的检验。英国脱离欧盟只是最新的例子。 英国选民拒绝了区域一体化的一些关键条件: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看似不受限制的移民、布鲁塞尔超国家机构的监管、货币联盟(存在严重漏洞,如缺少一个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转移机制)。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虽然它们都建立在李嘉图贸易自由化原则上——但这些原理在政治领域上却被置之不理。 在美国,特朗普的影响力及参议员桑德斯在初选中所赢得的支持,也反映了许多导致英国脱欧的类似情绪。从移民到贸易自由化,困境重重的中产阶级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与全球化的核心许诺形成了矛盾。 和往常一样,尤其是在总统选举年,美国政治人物在面对这些棘手问题时又玩起指责游戏。特朗普把矛头指向中国和墨西哥;桑德斯则大力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与环太平洋11国的贸易协议),并促使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莉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简言之,全球化失去了政治支持——在现今与两个世纪前李嘉图的时代截然不同的世界,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李嘉图的观点是用英格兰和葡萄牙分别在服装和葡萄酒的比较优势为例阐述,与当今的高度互联、知识型世界截然不同。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是将李嘉图的基础理论转化为现代经济学的先驱。他在晚年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他指出,中国等破坏性低工资技术模仿者,可能完全颠覆比较优势理论。 问题不仅在于过时的理论。全球贸易的最新趋势也是警报频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9年至2016年世界贸易量年增长平均只有3%——或仅是1980年至2008年期间的6%的一半。这不只是因为大衰退,也是因为复苏的反常萎靡。随着世界贸易毫无疑问地滑入了更低的趋势,对全球化的政治抗拒更是与日俱增。 当然,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陷入困境。全球化1.0——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贸易和国际资本流激增——但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寿终正寝。1929年至1932年期间,全球贸易下跌了60%。这是因为主要经济体纷纷变得内向,采取了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美国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便是例子。 但如果当今更强大的全球化遭到同样的命运,代价将更加高昂。全球化1.0主要局限于有形(制造)品的跨境交换,而全球化2.0的范围要广泛得多,许多曾是不可流通的所谓无形商品的贸易日增。 此外,全球化2.0的方式比1.0进步得多。全球化1.0的连通性先通过轮船,再通过铁路和汽车实现。如今,这些运输系统已更为先进,并因为互联网及其对全球供应链的强化而大大扩张。互联网也让知识型服务如软件编程、工程与设计、医疗检查及会计、法律和咨询工作,能够在一瞬间实现跨境流动。 两次全球化浪潮最尖锐的对比,在于技术的吸收和破坏的速度。新信息技术以罕见的高速被采用。区区五年,5000万美国家庭就实现了网上冲浪,而无线电达到类似的普及程度,共用了38年。 悲哀的是,经济学界没有领悟全球化的内在问题。他们抓住过时理论,完全忽视了当下工人的反弹。但全球化2.0的广度和速度,意味着必须采取新的方法来缓和这一破坏的冲击。 不幸的是,帮助因贸易而失去饭碗或受到压力的工人的安全网计划,和比较优势理论一样过时。比如,美国的贸易调整协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TAA)计划始于1962年,那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旧经济时代。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74年以来,只有200万美国工人得益于TAA。 在制定更明智政策时,必须考虑如今范围越来越广的工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全球化2.0的超高速意味着需要更快速、覆盖面更广地开展工人再培训、安置津贴、求职补助、高龄工人工资保险和延长失业救济时限。 历史告诉我们,不这么做必须面对后果——不管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我们这些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人必须阻止事故的发生,并为许多工人面对的真实问题,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员 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