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5日

自由和民主这两个词似乎已被捆绑在了一起，就像杜松子酒与奎宁水、劳莱(Laurel)与哈代(Hardy)一样。在许多西方政界人士口中，这两个词几乎是可以互换使用的。200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宣扬其“自由议程”时，称赞了“2500年民主发展历程中自由取得的最迅猛进展。”

但埃及当前的政治动荡表明，自由与民主并非总是一回事。有时，两者可能互为敌人。埃及自由派人士之所以支持军方发动反对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的政变，是因为他们相信，尽管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领导的政府是民选政府，但它正在对基本的自由构成威胁。

埃及人为加油而不得不排长队，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内安全形势似乎日趋恶化，这些诚然都是促使数百万人走上街头举行反穆尔西示威的关键原因。

但是，埃及自由运动的关键成员狂热支持罢黜一个民选政府，这也是实情。自由派辩称，穆尔西与穆兄会践踏法庭的权威，恫吓媒体，未能保护妇女与少数族群的权利，还不断向公共生活中添加伊斯兰主义因素——未来很可能还有更多类似的做法。令人担心的是，穆兄会靠着民主自由上台后，民主自由在这个政党的统治下反而得不到保障，因为该党从心底里信奉的是，他们只能从真主而不是选民那里获得指示和权威。

存在同样问题的并非只有埃及。在土耳其，世俗的自由派人士一直在向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下的政府与“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发出抗议。与穆兄会不同的是，埃尔多安还有扎实的经济成就可以依仗。不过，伊斯坦布尔示威者的部分抱怨与埃及街头的声音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指责土耳其政府侵害公民自由、削弱法庭权威、恫吓记者并支持暗中进行的伊斯兰化，这种伊斯兰化对世俗派土耳其人的自由构成了威胁——无论这种自由指的是喝啤酒的权利，还是着装“轻佻”的权利。

与穆兄会一样，土耳其正发党也对自由派人士的抱怨作出了回应，称自己的权力是选民授予的。

外界人士倾向于认为，民主与自由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国内有伊斯兰主义政党的穆斯林国家所特有的问题。但这不是事实。眼下，斯里兰卡的民选政府也正忙于破坏法庭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此外，近年来，莫斯科和曼谷的民众也多次发起了反对民选政府限制自由的示威活动。

在俄罗斯、泰国、土耳其和埃及，这个问题的部分根源似乎在于：相对富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精英阶层发现自己在选票数量上敌不过国内其他群体，因此心理上产生了落差——当然就俄罗斯的情况而言，里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选举操纵。一旦登上权力宝座，在心底信奉威权主义的民选民粹主义领导人——比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能够一面践踏城市中产阶级所珍视的各种自由，一面到小城镇或乡村去争取“真正”国民的支持。

这种行为颠覆了西方的一种普遍假定，即选举权是其他各种自由的根基。实际上，西方自身的历史表明，选举权可能是民众最后赢得的自由，而不是最先赢得的自由。

在英国，到了18世纪时，对法庭独立性和新闻自由的尊重已基本确立。

但直到1928年时，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才全部获得了选举权。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人们普遍认为，公民只有拥有一定程度的财产、具备一定程度的教育背景，才能享有选举权。1867年英国扩大选举权适用范围时，一名保守党人士主张，学校改革必须成为目前的当务之急，他心情沉重地说道，“我们必须教育好我们的主人”。

如今，这样的想法在西方已经过时、站不住脚了。但它可能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中产阶级当中引起共鸣。西方评论人士长期以来一直预测，崛起中的中国中产阶级将要求民主。但事实上，许多中国富人似乎担心，如果在治理国家方面给予农民平等的发言权，将会引发“混乱”。

埃及自由派人士可能会有同感，他们正在忍受大众民主带来的种种后果。在埃及，约有40%的选民不识字。考虑到清真寺和宗教电视频道的影响，埃及穷人很可能会继续投票支持伊斯兰主义政党——如果给予他们投票权的话。

然而，尽管埃及的情况表明，民主有时能够破坏其他令人珍视的自由，但开罗发生的事件也表明，实现“自由的政变”是不可能的。一旦你推翻了一个民选政府，你就已然干上了“压迫”的勾当。这意味着实施审查、围捕政治对手，而且往往还意味着向街头抗议民众开枪。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但推翻民主却往往会导致同样的、悲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