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demos kratein，意为人民统治。关于民主制度，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普遍的观点，是将古希腊的雅典作为民主最初的发源地。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民主的初始形式出现的历史要早得多。早在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之前2000多年，类似于雅典的公民大会就存在于中东地区。人们聚集在一起，就灌溉计划、对外贸易、土地测量、行政事务、司法审判和城邦安全等事务做出决策。公民大会成为城邦市政管理的核心，社会成员就共同体的公共资源进行表决，以达成一致的行动。例如，在公元前2600年至2350年曾经辉煌一时的沙汝帕克（Shuruppak）城邦，权力在宗教领袖和执政官内阁之间分割，形成了多元的行政管理体系，权力受到限制，任期实行流转。这样的程序，在后来的城邦政治中得到了继承，如公元前1890-1590的希帕（Sippar）城邦，就由一个双重内阁会议（twin-chamber assembly）——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和由平民组成的下议院——来管理。上议院的成员每年轮换担任各种官吏和行政职务。即使是在中东地区的帝国时代，公民大会也有存在的证据。例如在亚述帝国的首都，人们就可以在贵族和富人的引导下参加公民大会，这样的会议通常是在皇室和宗教领袖的意见陷入僵局时召开的。不仅如此，在古以色列、东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古印度以及雅典以前的希腊城邦，都出现过民主的初级形式。1早期民主的史料太过零散，记载当时历史的一些媒介（如莎草纸）大量腐烂，使我们无法了解到更多的细节，于是雅典幸运地成为民主制度的起源。民主制度曾经广泛存在又随后大量消亡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民主制度的思路，这就是要从治理方式的角度而不是从理想信念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产生。

有些西方学者（如N.Kyriazis and X.Paparrigopoulos）将雅典民主制的来源归结为作战方式的转变，他们认为，在公元前8-7世纪，出现了重装步兵以及由这些步兵组成的重装方阵，重装步兵需要装备沉重的铠甲，覆盖他的上身和大腿，用铜或皮制的盾牌保护他的躯干和后背，并要佩戴铜制的头盔。武器通常是一只长2-3米的长矛和一把短剑。这些装备要由士兵自己筹备，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组成重装步兵的都是独立的富裕农户（据N.Kyriazis and X.Paparrigopoulos估计，这些富裕农户占到当时雅典公民总数的20%左右），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大体相同，又被组织在一个共同进退，生死与共的团体内，（重装步兵组成一个整体作战单位，他们以同样的步伐和节奏进退，相互协作、彼此信任，有着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这种作战方式所产生的价值观，被移植到了政治领域，形成雅典民主的基础。2这个观点的牵强之处在于，到公元前6世纪，重装步兵方阵在当时的希腊半岛已经是普遍现象，但只有雅典才发展出了民主政体，与雅典同样拥有重甲步兵的斯巴达城邦，实行的就是双国王的寡头制。而且，在雅典城邦关于政体的争议中，重装步兵恰恰支持的是寡头制，而非民主制。真正支持民主制的是海上集团。公元前482年，西米斯托克（Themistokles）建立了他的海军法（Naval Law ），该法在公民大会上投票通过并开始将雅典引向海洋。在此后160年的时间里，直到公元前322年被马其顿的舰队所击败，雅典一直是东地中海的统治者，而这一时期，恰恰是雅典的民主达到鼎盛的时期。如果说，战争方式对民主体制的演进有什么影响的话，应该是海军的组建。当时的军舰是著名的三层桨战舰，每艘舰要求有170名桨手，10名重甲士兵，10名海员，4个弓箭手和7名包括统帅和指挥官的官员。当时雅典在萨拉米（Salamis）拥有200艘战舰，总共需要34，000名桨手，这个数字占到了当时雅典公民数（据最乐观的估计，为60，000人）的一半以上，他们只能由贫穷的雅典人来承担。一艘三层桨战船，就是雅典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包含了雅典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社会地位和拥有不同财富的人集聚在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内，为同一个目标奋斗，这种军事方式产生的价值观，有可能成为雅典民主的一个辅助因素。而直接推动力则来源于我们在前面分析的社会内部的变迁。当贫穷的雅典公民开始为城邦提供军事服务，并成为公共事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按照我们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他们才有可能要求更高的政治权利，即要求所有的国家位置（即政府、法院和军队）向他们开放。3

通常认为，梭伦是雅典民主制的创立者，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梭伦所建立的制度，如400人会议和公民大会，并没有得到延续，梭伦执政一年就被罢免，他所建立的制度很快就被僭主制所取代，真正在操作层面建立雅典民主制度的应该是克利斯提尼和伯里克利。

公元前510年，斯巴达以武力推翻了雅典的僭主统治，僭主希庇亚斯被放逐。策划这一行动的克利斯提尼号召在雅典建立一种新的政体，以防止僭主制卷土重来。克利斯提尼建立了五百人议事会，由新划分的十个部落各选出50人组成，它的职能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公民大会则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行政命令、政策法规皆由公民大会批准产生，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公民大会制度使得雅典的公民能够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满足了平民对政治的渴望。不过，这时的雅典同时保留了贵族政体的机构——贵族议事会。贵族议事会主要由卸任的行政官员组成，他们在战神山上集会，因此被称之为战神山议事会。议事会有权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拥有最高司法审判权，并对每年的行政官员的任免和首席执政官的选举施加重要影响。直到希波战争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两次希波战争，最终都以雅典城邦的胜利而结束。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有城市平民和农民组成的重装步兵集团，也有庇里尤斯港所代表的海军集团。在对外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平民阶层，因为战争的胜利，有了更高的政治参与资本和更高的权利诉求。到了伯里克利成为首席执行官时期，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逐步被剥夺。行政官员和议事会成员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普通公民抽签决定，重大决策通过公民大会以多数表决的方式产生，决议一旦做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修改，公民大会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直接民主成为雅典政体的一个显著特点。

雅典民主制的第一个成效，是避免了僭主制时期执政者的任意胡为。自公元前510年推翻僭主希皮亚斯的统治之后，由于重大决策必须在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表决通过，执政官由公民轮流担任，僭主时代的独裁现象被有效遏制。这中间有一段插曲，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针对在战争期间民主制暴露的问题，雅典人进行了反思，他们发现，由普通民众直接对战争等关乎城邦兴亡的重大事件进行决策，效果并不理想，应该进行政体改革，建立正确的寡头政体，为此雅典人制定了详尽的方案，当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时，政权却落入了三十僭主之手，他们实行暴力统治，铲除政敌，解除公民军武装，对财富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雅典人意识到，在没有找到对僭主制有效的抑制手段之前，还是先实行民主制较好，尽管民主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僭主制带来的弊端似乎更加严重。雅典的民主派重新组织起来，用武力推翻了三十僭主的统治，于公元前402年，再度建立民主政体，此后，雅典一直保持民主政体直到被马其顿王国吞并。

雅典民主制的第二个成效是使分配制度更加向民众倾斜，由于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有关利益分配的决策受到民众诉求的影响，在伯里克利任执政官期间，国内实行了普遍的津贴制，使穷人参加公务活动时不再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如实行陪审员津贴、步兵和海员津贴等等，甚至为穷人发放观剧津贴。由于雅典城邦对粮食供给实施补贴，雅典人可以买到比外界更便宜的粮食，到了公元前402年之后，雅典人甚至可以免费获得谷物，从事公职的酬劳也从3奥波尔提升到4.5奥波尔。

雅典民主制的第三个功效是使平民阶层的潜能得到发挥，促进了雅典商业、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出现了一大批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造就了雅典在建筑、雕塑、文学、戏剧等方面的辉煌成就。雅典文明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重要源头。

雅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顶峰时，恰恰不是直接民主制充分运行的时候，而是由伯里克利这样伟大的领导人做执政官的时期。雅典从公元前460年开始执行的是事实上的帝国政策，伯里克利拥有了君主般的权力。在他的领导下，雅典民众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属于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但事实上是伯里克利在引导着雅典的民众。他杰出的智慧、高贵的品格、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出色的演讲才能，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出身贵族，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对贵族表示冷漠而受到平民的支持，他从政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实现雅典的强大和辉煌。正是由于伯里克利的存在，才使雅典的民主制没有立即陷入自身缺陷带来的灾难。不过，即使伟大如伯里克利者，也对民主制带来的困扰痛苦不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面对六万全副武装的伯罗奔尼撒人和皮奥夏人的进击，伯里克利采取坚壁清野、闭关拒战的策略，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兵力悬殊时冒险应战是不理智的行为，也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可是大多数人对此不予理解，他们高声反对这种策略并对他的守势作风表示愤怒，政敌们则对伯里克利不断加以威胁和责难，很多人写出歌谣和讽刺的诗文，诽谤的词句在全城流传，谴责他用懦夫的态度来行使将领的职权。伯里克利对此一概置之不理，他不再召开公民大会，怕人们会逼他做出违背自己判断的行动。为了不给敌方实行反间计的机会，他捐出了自己在城外的所有财产，用以抗击敌军的入侵。就在这时，一场瘟疫袭击了雅典，大量人员死亡，雅典人把这一切归罪于伯里克利，认为是他的坚壁清野的政策导致了瘟疫的发生。无论伯里克利怎样的安慰和说服都无济于事。最后，市民投票做出裁定，罢黜他的职位并课以大笔罚金。顺便说一下，将自然灾害归罪于现任领导人的做法并非只在古代发生，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当今世界，美国学者安德鲁·希利（Andrew Healy）在一系列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选民会因为恶劣天气而惩罚现任候选人，一个议会议员，如果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超乎寻常的飓风袭击，就很难再度当选。这意味着，“选民在评价现任领导者的行为时，很难将坏运气和不称职的表现加以区分”。4

雅典人这种情绪化的决定很快就受到了惩罚，人们发现，“没有人像他那样具备足够的分量，可以负起重责大任，也没有人像他那样拥有足够的权威，可以托付军国之事。”5雅典民众又开始感到后悔，他们觉得还是应该请伯里克利再度出山，可是伯里克利这时已是心力交瘁、意气消沉，再度执政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伯里克利去世以后，公共事务的处理很快受到明显的影响，伯里克利用他那唯我独尊的绝对权力所维持的平衡被打破，雅典直接民主制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贪污腐化风行一时，各种罪恶极其猖獗，风气败坏到不堪听闻的局面。”6这些弊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决策水平低下。伯里克利任雅典执政官之后，议事会成员和九执政官已经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在十个新划分的部落里通过抽签方式轮流担任。伯里克利在位时，他杰出的领导才能掩盖了这一体制的漏洞。苏格拉底曾经批评过这种体制，认为国家管理是一个专门的职业，需要特殊的技能，就像杰出的音乐家和雕塑家一样，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这样的真知灼见，引起民党的十分不满，并为苏格拉底未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由农夫牧人、贩夫走卒组成的决策班底，实在是太容易受到阴谋家的蛊惑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期，亚西比德——一个具有英俊外貌的花花公子、巧舌如簧的煽动者——向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描绘了远征西西里岛的美妙前景，居然得到雅典民众的狂热支持，整个议事会中只有苏格拉底投了发对票。以笔者有限的军事常识，都能看出远征西西里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几乎是自杀之举。脱离开主战场劳师远征，即使侥幸取胜，也无法动摇斯巴达的根基。而一旦失败，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当时的斯巴达人要是有点中国古代兵家的智慧，来个避实就虚，攻敌所必救，派兵直捣雅典，再设下埋伏，围城打援，战争恐怕早就结束了。战争之所以又拖了很长时间，是由于斯巴达人过度迷恋自己士兵的勇武，完全不讲战略战术。而亚西比德之所以要鼓动雅典人发动这次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野心。不幸的是，这也暗合了相当一部分雅典贫民企图通过战争致富的愿望。于是，历史上一个极为愚蠢的战略决策做出了，当亚西比德率领雅典几乎全部的海军和陆军向西西里进发的时候，议事会又做出了另一个愚蠢的决定，召回亚西比德，就赫尔墨斯神像被破坏一事接受审判。这是亚西比德的政敌玩的一个阴谋，即一定要等到亚西比德出征后再将他召回（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事件是在出征前发生的），这样就可以减少他的影响力，并在审判中置他于死地。临阵换帅是自古兵家之大忌，可是我们可爱的雅典平民决策者们在继续上演着他们的无知。市民大会下令采取行动，所有受到指控的人只要有一点涉及本案，就收押在监狱里，根本不听他们的辩白。等到亚西比德的亲朋好友全部落网之后，整个城邦愤怒气氛高涨，市民大会认为只有从严处置才不会节外生枝。亚西比德接到回城的命令后自知凶多吉少。索性直接投奔斯巴达，并为斯巴达提供制胜雅典的方略。按理说，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了，远征西西里的方案都是亚西比德制定的，这家伙又熟知雅典的一切，包括雅典致命的弱点，赶紧班师回朝才是正解，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雅典人一根筋似地执意要打这场必输的战役。最后的结果是，经过两年征战，雅典的海军和陆军全军覆没。势力大衰，随后不得不宣布向斯巴达投降。

二、 刑罚的随意性和情绪化。雅典的民主制在做出处罚的时候，都是由民众通过表决的方式作出，按理说应该可以避免个人决定的那种任意性，可是雅典民众的实际表现却是更加的混乱。任何个人都可以因为微不足道的原因而被放逐、监禁或判处死刑。军事将领尤其容易获罪，不管以前打过多少胜仗，只要有一次失败，就会成为犯罪行为的证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次雅典的海军被刚刚崛起的斯巴达海军重创，雅典重组的救援舰队，经历重重艰险，终于打了一个胜仗，但在撤退的时候遇上八级大风，没能来得及救助落水的船员，回到雅典后，遭到雅典公民的一致谴责，结果500人议事会一致投票决定，判处参战的八位将军死刑，其中两位将军事先察觉危险，跑到国外，逃过一劫，剩下的六位将军无一幸免，全都赔上了性命。战争还处在胶着状态，雅典人就自毁长城，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在这个表决中，500人议事会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这人就是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本人也在推翻三十僭主后重建的民主政体中，由500人议事会以多数票表决判处了死刑，罪名是“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这是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例以思想和言论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做出这一判决的，居然是被标榜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这说明，多数人决策并不意味着理性和宽容，当多数人被极端情绪左右时，一样会出现思想和文化的专制倾向。

三、排除异己的陶片放逐法。由克利斯提尼创立的陶片放逐法，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流放的方式。只要有6000人在陶片上写下同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要被放逐。要知道，当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在40000到50000之间，也就是说，放逐一位政治家，无需公民中的多数赞同就可以，这使得驱逐反对派领袖变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后来发展到只要和反对派沾边，就会遭此惩罚。伯里克利的父亲赞蒂波斯就曾经受到这种待遇，理由是与错误的政治派别联姻，而所谓错误的政治派别，不过是一些显贵的家族，他们被一些人认为会觊觎雅典的政治权力。这种排斥异己的方式，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变成了实际上的一党专制。从而使“民意”更加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决策也更加偏激。事情发展到后来，陶片放逐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有些人心怀恶意，到处发掘别人的隐私，或借机敲诈勒索，或发泄妒忌怨恨，并乐此不疲。由于雅典民主制只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奉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使新思想的出现受到重重阻力。伯里克利时代通过了由教士奥斐特斯提出的法律，“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立即治罪。”7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阿那萨哥拉曾经提出，太阳是一团燃烧的物质，月亮之所以发光是由于反射了太阳的光芒，并提出月蚀的正确理论，但由于他的理论触犯了当时雅典流行的宗教观念，被以渎神罪投入监狱。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因为提出对神的质疑，被指控为无神论者，驱逐出境。雅典青年作家戴阿哥拉斯因“诽谤天神”而被判处死刑。8在这样一种氛围下，雅典民众的思想和信仰的范围受到了极大地限制。

四、 诉讼泛滥和告密成风。作为一名富裕的雅典公民，境遇会十分尴尬。他的收入经常要缴纳很高的税赋，还要为建造三层桨战船慷慨解囊。同时，当朋友出现周转问题时，他必须为之提供基金，并支付高额的保证金。除此之外，他需要时时堤防各种告密者。民主时期，诉讼活动多如牛毛。一些恶棍专门从事此业以进行报复或勒索。普通民众也由于闲散过度而激发出告发他人的疯狂热情。在那些辩护词中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完全清白无辜的人会受到阴谋家的迫害，其危险性并不亚于那些犯下邪恶罪行的人。”9普鲁塔克的戏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场景，他笔下的尼希阿斯是一个富有的人，但他的一生都处于被陷害的感受当中。离群索居的生活也不能使他摆脱人们的纠缠；请托者不断进入他的家门，迫使他不得不对那些可能会对他加害的人施以馈赠。德摩斯提尼是一个具有雄辩才能的政客，在经历了雅典政坛的风风雨雨之后，过上了流亡的生活，他对前来拜访他的年轻人说：如果一开始他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演说家的讲坛和民主制度的公民大会；另外一条是直接死掉。他要是能够预见到政治生活中的邪恶、焦虑、充满嫉妒的控告、诽谤和相互倾轧的话，他宁愿直接选择死亡。所以，他劝年轻人远离政治生活。10从德摩斯提尼对当时政治生活氛围的描述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亚西比德时期，人们不顾背叛城邦的恶名大量逃亡到阿齐劳斯国王那里避难了。

需要指出的是，希腊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废除了债务奴隶之后，奴隶的内部来源中断，获取新的奴隶只有对外扩张一途。当对外扩张的成本低于所获得的收益时，雅典的民主模式还可以维持。但随着对外扩张的版图增大，会遇到来自强硬对手的同样扩张要求，获取财富和奴隶的成本越来越高，逐步超过了收益，希腊民主制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它在内耗中逐渐衰落，并在强敌马其顿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直至后来被马其顿和罗马帝国先后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