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05

享誉全世界的外交家、战略家、国际关系史学家、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基辛格，再次出版新书，名为《世界秩序》（World Order）。这本书有着宏大的历史视野，对世界秩序的演变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并且基辛格认真思考了世界秩序的未来演变，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展望，给人以深刻启发。

这本书总共是分九章，首先是讲到世界秩序的多元性，历史叙述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说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现了欧洲国家通过建立均势避免一个单一的国家占据主导的努力。事实上，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各国寻求融合国际秩序观的过程。在之前的三十年战争中，欧洲天主教、新教国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秩序观强加给对方。但经过了一场欧洲大战之后，各国开始反省，放弃了自己的不切实际的企图，因而各国达成了妥协。在拿破仑时期，共和主义、正统主义两大势力，又再次掀起了一场欧洲大战，双方试图向对方强加自己的国际秩序观。最终拿破仑失败，均势秩序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恢复，各国重新达成共识。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成为了欧洲秩序的新威胁，他试图通过领导“神圣同盟”来干预欧洲事务。不过，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得各国再次达成共识。之后，他又谈到了伊斯兰国家和中东，他认为当今的伊朗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伊朗将波斯帝国的遗产与伊斯兰革命的理念结合起来，与西方理念水火不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教派纷争，很像是欧洲在17世纪的样子。他指出，大国实力的平衡术必须实现本国社会历史经验与政治理想的结合，要避免各个国家因为民族利益或抽象原则的冲突而互相残杀。

基辛格仔细分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国际秩序变迁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他认为，历史上各种文明都曾有自己对国际秩序的定义，都倾向于将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各国内部文化、宗教因素，往往能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对世界的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种国际秩序观，分别属于欧洲、伊斯兰世界、中国和美国。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对秩序的理解，已经不具有普遍性。基辛格尤其强调，西方国家不应自负，应当学会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西方国家不能将自己的“正义”理念强制推广开来，应该注重秩序的稳定性，如果失去了秩序，那么“正义”就是没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一个崭新的、和谐的世界新秩序，才能建立起来。有的国家可能有一种美好的理想，它们试图将自己美好的观念用强制的手段推广开来。但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一定会导致南辕北辙。

基辛格认为，他自己的国家美国，恰恰是正在不断违背这个规律的国家。基辛格对美国自威尔逊以来的国际秩序观进行了批评。基辛格的观点其实依然与他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时期的政策保持一致，也与其长期坚持的战略理念保持一致。他认为，自从威尔逊之后，美国外交政策陷入误区。美国人天真浪漫，总是以为自己的美好理想可以主导一切，只要全世界其他国家都认同美国的价值观，世界就会变得很美好。但实际上，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威尔逊否认欧洲的均势政治，认为均势政治导致欧洲爆发一战，但基辛格认为威尔逊忽视了均势政治对于维护和平的必要性，没有均势政治更无法实现和平。基辛格认为，尽管美国追求自己的正义观，宣称自己鄙视私有利益，但其他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美国人的正义观，因此美国的理想派一定会遭遇惨败。小布什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强制输出价值观，可以给一个地区带来秩序，但同时更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矛盾。表面上看，武力可以带来秩序，但也可能酝酿新的危机，这就是伊拉克战争的教训。

基辛格认为，如果美国不认真反省，如果美国继续犯自威尔逊时代开始的错误，那么美国将更加难以得到其他大国的拥护。即使是欧洲，也在不断地挑战美国人的价值观。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也逐渐削弱。因此美国应该学习历史经验，反省错误，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重建优势。同时，在坚持美国原有价值观的前提下，应尊重其他文明、宗教，避免让美国的秩序观威胁其他国家。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从来都不是一贯的，而是一个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的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挑战使得美国多次调整其重大战略。未来美国依然会面临重要挑战，形势还会发生变化。

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中国是当代世界唯一一个实力正在不断与美国接近的国家，也是美国人所认为的唯一一个将来会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因此中美两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的分歧、调和、互动，都会给全世界带来重要影响。基辛格认为尽管两国的价值观、秩序观的确有很多分歧（例如中国是儒家文化与共产主义思想的结合，而美国则是实用主义为主导），但双方没有本质冲突，完全可以共存。中国的价值观有很强的包容性、非进攻性，中国不会挑战西方的价值观。中国倡导“和”，不会主动侵犯其他国家，而是希望与其他国家相互融合，实现国际秩序的渐进性变革。当下，中美矛盾日益增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日趋强硬，这说明中国并不完全认同美国对国际秩序的界定，美国无法制定一个规则然后强迫中国去接受，以此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利益，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调适。目前，亚洲的力量均势并非建立一致认可的合法性理念之上，这会将一些分歧推到对抗的边缘。如果美国不及时与中国调适价值观，那么就会扩大对抗。基辛格还对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持支持认可态度。他认为，伙伴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大国之间合作的有效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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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正准备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对基辛格的这本新书做出如下评价：

尽管在某些具体政策上与现实有所分歧，但他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政府在过去6年间“努力构建一个适应21世纪的全球安全与合作体系”的宏观战略相契合的。

多年来，美国致力于保护和扩展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对国际合作的承诺。基辛格对此的评价是中肯且积极的：“一种遵守共同规则和规范、接受自由经济体系、放弃领土征服、尊重国家主权、实行参与式和民主治理制度的国家合作秩序，这种秩序在不可阻挡地扩大。”

《世界秩序》的大部分篇幅被用来探讨这种类型的挑战。这是最棒的基辛格，他驾轻就熟地将思维宽度和敏锐性结合起来，用巧妙的手法将标题和趋势连接；他对印度的秩序观追溯至古印度史诗，穆斯林的秩序观至穆罕默德的战役，欧洲的秩序观至30年战争，俄罗斯的秩序观至“草原磨炼，即在一个广阔却没有固定疆界的区域内争抢资源”，称这种秩序观有助于我们理解莫斯科在围绕伊朗问题的谈判策略上的攻击性态度，甚至由此引出的核心议题，即“怎样才能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形成共同秩序”。

基辛格对亚太和中东地区的分析是极富参考意义的。谈到亚洲，他指出，该地区所有的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在内，对地区和全球秩序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是根据其各自的历史和现状所形成的。怎样处理这些有分歧的看法——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在一个繁荣稳定的区域内保持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利益和价值观，这将是确认美国能否迎接更广泛的全球挑战的试金石。

基辛格认为，一种国际秩序要起作用并持续下去，就必须有“合法性”。为此，这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以理想主义的笔调提醒读者，即使是在我们的价值观和其他目标之间有矛盾的时候，美国仍能成功地支持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回避它们，并通过人民和社会来支持合法性来源，而不仅仅靠政府本身。如果我们的力量能够帮助确保支持相应国际秩序的力量的平衡，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和原则就有助于让其他国家接受而且对外国国民产生吸引力。

基辛格也认识到，他离任后，世界有了太大改变，特别是权力的分散及各国政府之外的日益增长的民间力量。国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越来越集中于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使用的方式有好有坏。结果，现在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考虑人而不是国家。基辛格明智地指出：“这些转变需要一种比之前更广泛、更深层的秩序。世界秩序的任何框架，如果要持续下去的话，必须不仅是能够得到领导者的接受，也要得到公民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