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因主张《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

个人简介

亨廷顿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又译赛缪尔·杭廷顿，美国当代极富盛名却又颇有争议的保守派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再是国家，而是文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早年是文武关系研究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的奠基者。后来，他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亦广受学界关注。[1] 

研究方法

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四个主要变量。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

理论发展

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2] 

亨廷顿因在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冲突”观点而闻名。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他生前的好友、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他显然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3] 

生平经历

亨廷顿1927年4月18日生于纽约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其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扒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

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16岁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耶鲁大学，18岁时便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加入美国军队。之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完成其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一年他23岁。此后他开始在哈佛执教，直至去世。自1950年开始他便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高级成员。1959年至1962年期间他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亨廷顿在哈佛大学任教58年。

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以此为由头写作出版了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军民关系的理论与政治》(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此书自1957年出版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至今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国内军事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而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暂时逃出哈佛暂避风头。

在上世纪60年代，他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而享有盛誉。此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

越南战争打破了亨廷顿平静的校园生活。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这些主张自然是左右不讨好，所以难怪他的办公室会被人焚烧，他被人骂做“战犯”了！

1977年至1978年间，他参与了白宫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并协调各项相关政策。

他于1993年发表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亨廷顿之后将有关理论，辑录成影响深远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尽管人们无法甘心接受他的观点和结论，但是在心底里还是忍不住会暗自佩服这个老头子目光的敏锐和思想的鲜活。

“9·11”事件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我们是谁？》(Who are we?)，针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大发议论，同样引起一片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是勉强地接受。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弗朗西斯·福山、扎卡里亚(《新闻周刊》编辑)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十七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的亨廷顿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

学术思想

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亨廷顿

在政治思想上，亨廷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异类：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这位被人称为“美国右翼政治思想家”的人物其实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亨廷顿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解释了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保守主义。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则并没有一种明确的主张，它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这一思想在他的处女作《士兵与国家》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主要著述

《士兵与国家》

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亨廷顿认为，只有保守主义才能给职业军队带来活力。与流行观点不同，亨廷顿认为，军事保守主义并不必然是反动。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凝聚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并确立了亨氏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声誉。首先，亨廷顿说，政治衰朽至少和政治发展一样可能发生。新近独立国家的实际经历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其次，他提出，现代性中的好东西常常向交错的目标运动。特别是在社会动员超越政治机构发展时，新来者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政治而产生挫折感。其结果便是反叛、军事政变以及政府失效。该书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一事物的严丝合缝的组成部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5年前，《外交事务》季刊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去掉问号的同名单行本在政治学界掀起一场风暴。很多人都拒绝相信，在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竟然会围绕如此老式的东西。就影响力而言，只有乔治·凯南在二战后用笔名“X”写的关于如何遏制苏联的文章堪与此文匹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是该书的核心思想，也是亨廷顿最著名的预言。

《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本书由西蒙和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2004年5月出版。本书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国际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最新、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所受到的种种挑战，认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作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着力阐述了美国在21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此书甫出，即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收起广泛的争议与批评。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曾经被许多民主派视为民主自由体制的全面胜利和威权政体的最终败绩，亦曾使得不少独裁者不寒而栗，视为传统体制的风光不再。而此二者，不免夹杂过多的感情色彩，算不上对这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运动深入的剖析。倒是亨廷顿此书，虽成于1991年，却以锐利的分析功力和明晰的观察视角引人入胜，成为分析此次民主化浪潮早出且较为深刻的著作。

本书当中，亨廷顿把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置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民主和专制的扭结交替过程中间，对这次他之所谓民主化“第三波”的实质、原因、过程、特征和趋向条分缕析。在书中，亨氏以“民主马基雅维里”自况，以《君主论》式的洞见，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派的行为提出5项重要准则，更使本书成为21世纪全球民主化新浪潮中行动的教科书。因之，此书出版之初，便不能不打上多舛的印记，而其对思想界显明的影响，亦势必在未来的发展中格外凸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