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20日，美国国会与政治学界长达数年的拉锯战落下了悲怆的一幕——参议院终于通过议案，有条件地取消占美国政治学研究经费90%的联邦政府资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0年前的同一天，美国挥起屠刀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推进中东“民主化”是一个主要的借口；10年后，美国国会却举起利斧砍向了以“民主”为重要研究内容的政治学界，为国会与政治学界延续数年的“战争”画上了句号。2009-2013年，美国国会两院的一些议员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一直针对政治学研究的情况进行抨击，企图取消联邦政府对政治学研究的资助。这一事件发展到今天，不仅在美国政治学界产生了巨大的震荡，也在社会上引起诸多反响。一些人担心：10年前对伊拉克的战争，揭开了美国国力在冷战后由盛转衰的序幕，10年后对政治学的战争是否会导致美国政治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衰落？该事件所暴露出的政治学学科危机，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现代政治学，乃至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会持续的逼迫与政治学界乏力的应对

在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来自民间和政府的研究资助对于学科发展方向的选择起到了很大作用。①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其资助经费在政治学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政治学研究的年资助额约为1100万，不到整个拨款的0.2%。数量虽少，却占到了美国政治学研究经费的90%以上。②由于学科特性，政治学的主要研究项目极少受到来自商业或社会其他方面的资助。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经费实际上决定了美国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是政治学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同时也是对政治学学科地位的确认。由于这种资助是以“科学”的研究为标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的权威认可了美国政治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化”学科发展方向。

1.国会数次要求取消政府对政治学研究的资助

美国国会对政治学的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不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会两院对政治学的批评开始付诸行动，关于取消对政治学研究的资助的法案被正式提了出来。2009年10月，参议员汤姆·科伯恩(Tom A. Coburn)提案要求取消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政治学的资助。他认为：政治学根本不是科学；政治学有关政治行为的研究最好交给电视新闻网、历史学家、民意测验专家等，而不应该由纳税人掏腰包。③经过美国政治学界的多方面运作，这次提案以36票对62票的结果，没能在参议院通过。

2012年5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8票对208票的结果，成功地通过了《商业、司法、科学与相关机构拨款法修正案》(Commerce, Justice, Science, and Related Agencies Appropriations Act)(编号HR5326)，明文规定取消国家科学基金对政治学研究的资助。这一修正案受到技术性搁置，因此已有项目的拨款可以基本不受影响地延续到2013年3月。然而，国会对政治学还是不依不饶。2013年2月，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特(Eric Cantor)再次公开呼吁取消对政治学的资助。④2013年3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几乎没有反对意见的“口头表决”(voice vote)形式，通过了汤姆·科伯恩修改后的修正案(SA 65 to H.R.933)，禁止国家科学基金会给政治学研究予以资助。⑤不过该修正案也网开一面，允许资助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或国家经济利益的政治学研究。但这个标准由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把握，而不是经由同行评审认定。⑥第二天，美国众议院以318票对109票，不加修改地通过了这个修正案，并提请奥巴马总统批准。⑦

提出取消给予政治学资助的议员以共和党为主。而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偏向民主党。⑧这场政治学界与国会的博弈似乎与美国政治的党派恶斗脱不了干系，使人不禁想起关于对美国社会枪支管制的研究，以及有关于细胞的研究等例子。这些研究就是因为有违某些政治派别的立场和利益而在研究经费方面受到影响的。但实际上，对于停止给政治学研究资助一类的提案，政党政治的影响并不大。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汤姆·科伯恩的提案，有两个共同提案人，一个是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另一个则是民主党参议员马克·贝吉克(Mark Begich)。⑩最后通过的提案是建立在两党共识基础之上的。

与一般的反智政客不同，批评政治学的议员多具有法学或医学博士学位，是美国国会议员中的知识精英。2012年推动成功通过反对法案的众议员杰夫·弗雷克(Jeff Flake)还是政治学硕士，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政治学的圈内人士。提案的议员所提出的理由冠冕堂皇，并不是把政治学批评得一无是处，而是宣称有限的国家政府经费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对政治学的抨击还得到了美国各界人士，甚至一些政治学界人士的响应。可以说，两党议员敢于把政治学单挑出来进行公开的批评，甚至羞辱，这是有相当的民意支持的。

2.政治学界应对乏力，在舆论战中失利

从2009年参议院提议取消对政治学资助，到现在美国国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美国国会对政治学步步紧逼。然而，在与国会的拉锯战中，美国政治学界的应对却让人看到了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角色。

每当斗争激烈之时，作为政治学界“带头大哥”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就积极行动，动员各种力量与国会反对势力抗衡，要求美国政治学会成员给国会议员、大众媒体和各类相关人士写信，为政治学辩护，还组织人马列出了应对外界质疑的回答要点供政治学界参考，包括反对政治影响学术这类迎合西方基本价值观的说辞。(11)然而，这些公关活动的效果很有限。政治学会组织的对国会的游说活动本身也受到很多诟病。美国政治学会虽然是专业研究国会的学科组织，政府公关能力却不如美国经济学会和心理学会，也没有设置与政府打交道的专门公关机构。(12)此外，对于被共和党国会议员明确指出没有必要进行研究的课题，某些项目主持人的回应笨拙，所产生的社会效果适得其反。给大众的印象是：这些政治学家对政治只是纸上谈兵，不懂自己研究对象的实际运作，也不懂美国的大众心理，反而印证了国会议员取消政治学研究资助的合理性。(13)

美国的大众媒体对政治学的遭遇较少持同情立场。在国会与政治学界论争的重要关头，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的美国主流媒体，也多对政治学研究持负面立场。来自《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的一些有限的支持则是立足于对社会科学整体的重要性进行的论证。美国的很多政治家和律师是政治学专业毕业的，但很少看到这些人为政治学辩护。一些政治学着名人士承认政治学的现状的确令人沮丧。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期刊《政治透视》(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的编辑杰夫瑞·C·艾萨克(Jeffrey C. Isaac)指出：政治学研究的质量是高的，但如果宣称政治学研究对公众作出了明显的贡献，则是在自我欺骗。(14)

一直积极维护政治学形象的丹佛大学年轻政治学副教授塞斯·马斯克特(Seth Masket)感叹道：为什么要把政治学单独挑出来进行处罚？为什么没有人敢攻击物理学或历史学？因为这些学科会有一流的学者挺身而出，维护学科的地位和声誉。(15)在这种学科危机之时应该正是一个“板荡识诚臣”的良机，是政治学大师们向社会宣传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同时展示自身才华的难得机会。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在数年时间里，并没有资深政治学者挺身而出，为政治学做一个公开、清晰、明了、自洽的论证工作，或为政治学进行系统的辩护。政治学学术大家们对政治学的辩护更多的是一种姿态性的，如11个政治学系主任的联名信等。在一门以政治为研究对象、以维护包括世界各国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为己任的学科，在一个拥有众多知识渊博、逻辑分析能力盖世、文字和口头表达都超一流、论辩能力和授课技能折服世界的大师的学术领域，这当然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

3.政治学业内祸起萧墙，外界帮助的效果有限

令政治学界尤为尴尬的是：国会议员们的吁求得到很多包括大学政治学教授和政治学专业毕业生等在内的政治学圈内人士的公开支持。一些人认为政治学对社会和政治的研究的科学性不强，不配得到政府的资助。另一些人则认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太科学，无法研究浑浊复杂的实际政治，不应该找政府要资助。(16)给美国政治学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是：一些政治学业内人士“窝里反”，加入了指责政治学的行列。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奎琳·史蒂文斯(Jacqueline Stevens)在《纽约时报》撰文，以“知情的局内人”的身份现身说法，支持国会的提案。她认为对政治学研究的资助几十年来一直偏重于数据分析与模型建构，实际上是用简单的方程式遮蔽复杂的现实，而数据背后的事实和机制因此不能也不会被揭示出来。而且，拿着大量政府经费的政治学家在诸多重大问题上的预测是与事实相反的，还有一些受到政府资助的研究结果违背基本的常识。她援引宾夕法尼亚大学着名心理学家菲利浦·E·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对近300位学者专家长达20年的调查数据，指出政治学界一个业内早已广为人知的公开秘密：政治学科学性的基本指标——依靠定量分析进行的政治预测多年来一直是失败的。政治学家花费大量资源进行的各种预测，其准确程度与黑猩猩对着画好各种可能性的图表掷飞镖的结果不相上下。(17)

美国政治学的艰难处境反而在学科外的知识界引起了同情。美国和世界各国学界对危难之中的美国政治学界伸出的援手也有一定成效。2009年10月，就在参议员汤姆·科伯恩正式提出表决议案的前一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女性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全部教育和学术经历都没有离开政治学领域。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政治学系完成全部大学教育并拿到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从事政治学研究，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真正的政治学家，并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过28次资助。(18)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获奖人，她的获奖和获奖的时机，无异于给美国政治学雪中送炭，成为扞卫政治学的锐利武器，化解了2009年的那次危机。(19)在2012年的危机中，连《自然》(Nature)等着名自然科学期刊都通过发表评论等方式进行声援。(20)然而，学界的同情和支持还是未能最终帮助政治学界战胜国会。

二、政治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的鸿沟是危机的主因

从历年来国会议员指责的内容，以及社会对政治学的批评来看，这场危机所暴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学学科发展“理论与实践鸿沟”(the gulf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的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学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即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内容偏离了实际政治和社会的需求。

1.学术研究与实际政治的鸿沟扩大

美国的政治学界曾经雄心勃勃地期盼学术研究能够有助于社会发展。从19世纪下半叶政治学在美国建立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和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从威尔逊到拉斯韦尔都曾经充满信心地认为政治学能够对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作出实际和具体的贡献，能够根本性地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公民的社会生活环境。

然而，现代政治学却远离了对实际政策过程有影响力的研究。(21)学科体制上也缺乏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设计，在提出解决政治问题方案的时候缺乏学术研究基础。在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在内的西方政治研究领域，政治学成了一种对议会和政党体制的功能性研究，而不是一种有效的关于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研究。有关的成果既无法促进良治社会的实现，也不能帮助社会和公民进行政策选择。在西方民主体制与商业利益冲突的时候，学术智慧无法有效地引导社会。(22)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以民主化为主轴的比较政治学秉持的是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往往忽略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在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作为维护国家间和平问题的国际关系研究本应该对理解和指导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实际意义，学术研究与实际的鸿沟应该是很小的。(23)但实际上，这个领域的鸿沟也同样在扩大。(24)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这些领域的一些文章一味模仿专业数学的学术论文，例如列出复杂的数学公式推导中东和平方案等。政治研究本身的特性被掩盖了。

2.政治学家被政府与社会疏离

政治学家在政府政策圈和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下降。约瑟夫·奈指出：政治学家对政府政策圈的影响力不仅大大低于经济学家，而且也低于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一些其他学科。(25)像哈佛大学当年的基辛格、后来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以及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这类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的政治学家已经逐渐成为历史。(26)更有甚者，公共知识分子在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带有贬损意味的词汇。(27)同时，联邦政府的官员和国会议员也力图与政治学界保持距离。一个例子是：2010年美国政治学年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时，一向积极争取在各类集会上露面的政府官员和议员，却没有一个莅临这场全美国政治学者最大的聚会。(28)

在政府对学者的任用方面，政治学家在政府中的任职也有越来越少的趋势。几十年前，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政治学界的着名学者能够在美国联邦政府担任国务卿等重要职务。而现在，政治学者担任美国政府和联合国高级职务的人极少。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列为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关系学者中，只有个别人在美国政府或联合国担任高级职务。(29)绝大多数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根本没有政府政策领域的工作经历。(30)那些担任政府职位的学者往往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学术成就而获得任用。例如，比较政治学家、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以及国际关系学者、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David Patraeus)等人的政府任职就与他们的学术成就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3.政治学界与社会沟通不够，缺少对相关政策议程的介入

政治学研究中有众多社会关注的题目，包括卫生保健、家庭问题、妇女问题、社会福利、宗教问题、恐怖主义、政治参与、政治金融和腐败、政策网络、政治文化、信息时代研究，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成果，应该是社会大众希望了解的内容。但学界未能与有兴趣的社会公众建立广泛的良性交流与互动。有关论文很少提出政策建议，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学科内部学者观点进行论述的。(31)着名政治学家班纳德·克里克爵士(Sir Bernard Crick)指出：作为一门研究政治的职业，政治学家却与实际的政治过程没有什么接触，这既是一个悲剧，也是一种“具有斯威夫特讽刺风格的”(Swiftian)的喜剧。(32)

实际上，政治学家不是不关心热点问题，而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展示方法有问题。学术论文是写给学术界的同行看的。复杂的数理模型和对数据的回归分析很难让普通大众看懂，也不可能让他们有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在社会公众心目中萎靡不振的形象不是因为高水平的社会研究的质量下降，而是因为没有能够协调好专业文化与专业的社会使命，是忽视学术研究的社会角色的结果。

4.各类竞争者进一步削弱了大学政治学者对社会的影响力

社会组织，特别是智库的发展，使得大学政治学者对专业领域相关政策的影响力也受到挑战。以民间智库为代表的各类政策研究机构成为大学政治学者在政策领域的竞争者，并在大学学者退出的领域迅速填补了空缺。现在，无论在数量、研究范围，还是在政策参与的深度方面，各种类型的智库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使得大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在政策圈中越来越无法与之抗衡。当然，智库也面临着部分大学学者的参与。但在学术评价机制中，他们在智库的工作通常没有多少分量。此外，大众媒体、各类公共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社会上的民间合同研究者都形成了对大学政治学者专业知识的挑战。

当然，这不是政治学一门学科的情况，经济学和社会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正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前主席戴维·瑞瑟曼(David Reatherman)所指出的那样：“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在追求学术的纯正性和科学的客观性的时候，可能已经无意识地损害了这些学科的政策相关性，从而把主要的领域拱手让给了民间的，常常是带有党派偏向的智库。”(33)

三、理性选择为主导的学科发展前景堪忧

如果说政治学学术研究与实际政治的鸿沟是“果”的话，那么主流政治学多年来以理性选择理论为主导、偏重定量研究的学科发展方向则是“因”。(34)理性选择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进入美国政治研究领域，80年代发展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90年代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成为在政治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以强调统计分析和博弈论为主的“科学化”研究方法为其主要特征。(35)然而，这种学科发展方向却使得政治学研究的经院哲学(scholarism)色彩更浓厚，给学科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1.理性选择的指导思想助推政治学研究与实际的偏离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理性利己主义(rational egoism)，(36)认为效用最大化是唯一和普遍性的人类行为动机。所有的社会结构和过程都能够用个人理性选择的集合来解释，而且其研究基础是建立在人类思维能力和信息掌控的理想化状态之上的。(37)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类不是完全理性的，其大部分行为不是源于人的理性和逻辑推理，而是源于人的情感。(38)对世界的认识也不都是完全的，而是处于变动之中。(39)理性选择理论为主导的“科学化”方法以“理性”社会为构建研究模型的基础。为了提高定量研究中模型的内在有效性，往往就不得不牺牲其外在有效性，以及与现实政治的相关性。

同时，在理性选择理论指导下的政治学研究偏重数据分析。然而，政治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与有很多客观数据的经济学也不同，在运用模型和数据方面受很多条件的限制，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研究无法分析很多政治问题。强行在研究中模型化和数量化，即所谓的“简化主义”的结果，就只能设定一些实际根本不可能的理想状态。因为基本前提错误，还有推理出荒谬结论的危险。

数理研究方法对数据的依赖，还造成一些有很多数据的问题被全面、深入地研究过了，有大量的文章发表，而另外一些问题则被忽略。为了发表文章，学者们倾向于挑选有很多数据、可以进行回归分析的题目，即使这些课题并不重要。由于政治学研究数据的获得和数据的有效性都有很多限制条件，往往越是脱离实际的问题，越是有很多数据和明晰的因果关系，相关的研究题目也越是容易被学者和资助单位选中。以美国政治研究领域为例，公众舆论或“在任优势”(incumbency advantage)得到了很多学者关注，而市政政治(urban politics)、官僚体制(bureaucracy)和政策执行等方面的问题，虽然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却没有得到更多关注。(40)

强调数理研究也导致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对政府和社会有用的知识。由于研究本身变成了一种目的，如何使得研究模式更为精细和严谨往往成为研究的唯一目标，而包括政府人员在内的用户能否看懂、研究成果是否对他们真正有用，则是不需要考虑的。学术成果因此越来越脱离大多数人的认识和理解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一般的政治学家还能够读懂《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发表的大多数文章的全文，还可以参加对文章内容的学术性讨论。(41)而现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的很多文章连多数政治学者都仅能读懂开头和结论部分，遑论政策圈的人士。如果研究结论与人的常识相左，即使是政治学的业内人士也大多不知道如何反驳，更不用说政府或社会人士了。

那些充满只有作者本人和少数评审者能够真正理解的公式和数据分析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知识分子间的智力游戏，通常对政策界没有什么影响力。(42)由于大量这类文章的存在，那些数量很少的、真正对政府决策者有用的文章也湮没在其他文章中，没能得到应有的关注。政治学的整体形象就被这些脱离实际的文章所代表了。实际上，政府和社会是有检验政治学学术成果的客观方法的。当学术成果不能进行较为准确的预测时，政治学研究成果就会在很多人眼里变成不切实际的东西。(43)对政治学敬而远之成为社会各界的自然选择。

2.政治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空间受到挤压

主导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主流学者力图使政治学研究全面“科学化”的努力，在政治学领域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围剿传统研究方法的氛围，追求所谓“最先进的研究方法”，排斥以小样本案例分析为代表的定性研究，特别是对单一个案跟踪性的长期研究。只有能用所谓最先进的方法和研究取向的研究才能得到大学招聘委员会和顶级期刊的青睐。一个对大样本的统计分析通常被认为比对小样本的案例分析或个案研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44)这也使得很多传统上属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内容被边缘化。(45)很多学生在写博士论文时，被要求一定要用某种时髦的理论去解释某个问题，特别强调用统计方面新的技术或博弈方法进行研究设计。在讲求研究论文数量、要求学者履历面面俱到的学术氛围下，像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那种全身心投入某一项有实际意义的、长达1/4个世纪的长期性实地研究，现在可能无法得到任何资助。一些很明显不适合定量分析的研究领域也不得不按政治学主流的发展而削足适履。例如，一些比较政治学家强调要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特别是电脑模拟技术，因为这是正流行的方法。(46)

传统研究方法还被视为是对科学化发展方向的阻碍。支持“改革运动”的学者被戴维·莱廷(David Laitin)等人称为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工人中敌视工业化、捣毁机器的“勒德分子”(Luddites)。戴维·莱廷还列出了对政治学科学化构成威胁的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学中的区域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各个分支中的定性研究方法。(47)代表政治学思想基础的政治哲学也不能幸免。一些学者对于政治哲学，对于学术研究中传统的引经据典的人文研究方法有一种过敏性的排斥心态。(48)他们认为政治理论根本不应该在政治学系，而应该在哲学系，因为它没有什么“科学”的研究方法。(49)

3.现代政治学很多学术成果的价值有限

因为有了很多数学公式和数据分析图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的很多文章能够给传统型学者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但是，这些文章并没有在政治学研究中揭示什么前所未知的政治规律，没有发现很多新的内容。其统计数据分析往往只能描述或验证相关变量间的关联程度，很难从数字中提出新的变量和假设。很多复杂的模式和分析实际上就是把已知的知识或常识用另一种形式复述了一遍。这些研究仅具有统计验证方面的作用，对于理论建设的意义有限。批评家们认为这种研究是在花费大量精力和资源从事没有必要的工作，是用数学公式阐述一般人早就知道的知识。(50)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作者真的认为自己用“科学方法”发现了什么新规律。一些着作或文章凝聚了很多精细的分析和智慧的展示方式，甫一出版就受到热评，成为学界乐于谈论的内容，但没过多久就乏人问津。(51)理论和实际价值的有限，使得政治学研究成果速朽成为一种常态，并有加剧的趋势。

与之相对应的是政府对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成果的忽视。政治学家们可以躲在理论和研究模型后面自得其乐。但严酷的现实是：政治家们认为他们自己的知识，即使是二手、三手的知识，也比《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文章更符合政治世界的客观实际。(52)核心的政策圈很少应用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即使是那些政府花费大量经费进行的研究、从事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其内容和结论也往往被忽视。政府官员不是用政治学研究的证据和结论来改进政策，而是利用学者来为既定的政策方针提供支持。(53)在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方面，连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权在进行“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对美国政治学界民主化领域的学者和他们的知识敬而远之。(54)

四、政治学的学科改革举步维艰

来自外界的批评不完全是有害的。从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门学科成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来自学科外的推动力。这次美国国会取消对政治学研究的政府资助，事实上也是用一种政治学体制内人士能够听懂的语言，呼吁政治学的学科改革。

1.美国政治学的历次改革多不顺利

美国政治学的历次转型都是经过激烈斗争的。(55)每当政治学内部出现改革呼声的时候，总是有来自现行学科体制的阻力。当年拉斯韦尔力图促进政治学与政策科学的结合时就是这样。(56)从19世纪末政治学在美国正式建立以来，政治学学科发展曾经历过五次革命性的改革。其中，只有两次是成功的，即在政治学发展初期的国家主义(Statism)和20世纪中叶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其他三次改革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包括20世纪初期的多元论(the Pluralist Revolt)、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政治组合”(the Caucus for a New Political Science)，以及21世纪初的“改革运动”。(57)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成功的改革是政治学界“没有敌人的革命”(Revolution without Enemies)。在改革之初，政治学内部没有已经成形的反对改革的集团性势力，也没有强烈反对改革的呼声。不成功的改革则不然。(58)即使是“新政治组合”这样由充满斗争精神的学者所推动的改革，也被现行体制化解于无形。

今天，虽然美国的政治学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但针对学科发展方向进行的改革却举步维艰。2000年就在政治学界开展的“改革运动”至今方兴未艾。但实质性的改变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学科内观念和体制上的问题。

2.观念上的抵触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政治学界一直就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争论不休，包括到底什么才是政治学？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什么才是好的政治学研究？(59)美国政治学领域在学科标准、研究范式、学科领域的构成乃至教师的组成结构等方面的争论和矛盾一直就很激烈。然而，美国的政治学领域有一种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西方历史文化传承。政治学界的一些主流学者习惯性地把政治学看成一种神圣的知识殿堂，把反对他们的人看成是异端。加之，在商业对大学严重渗透的今天，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政治现实本来就是引起很多争议的话题。很多学者强调学术与实际的不同，认为不应该过于融入社会，不应该向世俗低头，强调对知识、对真理的追求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研究的目标。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过于关注现实，过于接近那些常常是非理性的、反智的政客和社会，会扭曲政治学研究对真理的追求。一些人指出：政治学根本没有必要考虑知识的实际价值，根本就没有必要为政治学研究是否对社会有用进行辩护。

从学科发展的方向选择来看，一些学者认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主导的方向本身就是政治学自我拯救的需要。美国政治学之所以发展到被很多人诟病的今天，原因并非是因为政治学界没有看到学术与现实的鸿沟，或对科学化有幼稚的期盼。关于什么才是适合社会科学的“科学”标准，数百年来一直就有“牛顿模式”和笛卡儿的“二元论”的争论。(60)在政治学领域，偏重数理方法所产生的问题多年前就被包括阿尔蒙德和戴维·瑞西(David Ricci)在内的多位学者透彻地分析过。(61)之所以科学化在冷战后的政治学界大行其道，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也就是在现代政治学真正得到发展的整个历程中，政治学研究成果与现实世界的实际发展是严重不符的。如果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经验性政治研究标准来看，政治学根本没有预测到任何重大的政治事件。(62)政治学家不仅没有预测到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在重大事件中也总是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因此，社会各方面对政治学的诟病和批评相当严厉。(63)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从公共生活中抽身，退回象牙塔，以及对“科学性”发现近乎病态的要求，是一个曾经在现实政治研究中伤痕累累的学科寻求自我保护的需要，是一种不得已的学科方向选择或调整的结果。

3.体制上的阻力

10多年前，政治学领域开展的“改革运动”就是针对政治学的有用性提出来的。(64)然而，在政治学领域，体制方面的阻力极大。“改革运动”的发起者之所以匿名写信给美国政治学会，就是因为害怕体制的报复。(65)

学科(discipline)一词本身就有纪律的意思。构成一个学科的学者群有严格的监督功能，包括群体内部的监督和对有志于加入这个学科的人士的监督。(66)同行评议就是这种纪律的体现，所起到的效果是强制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符合这个领域既定的规范，并用现有的标准和规范来约束和塑造新人。在政治学领域，同行评议的组成人员基本上是狭小研究领域的圈内人士。要使得这些人满意，具有创意的研究往往不如对已有的、圈内人士熟悉的研究进行深入的诠释。实际上，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从众效应。体制内的学者更容易理解和欣赏那些不易引起社会争议的题目和那些在前人故纸堆中进行的深入钻研，而不是另辟蹊径的开拓性研究。

从人员特性来看，由于发表文章是在学术界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那些无法在学科文化氛围中进行研究的学者被淘汰了。这样就使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特性发生了很多变化。一门心思在象牙塔钻研、交往范围固化在狭小的学术圈的学者逐渐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主流。(67)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引用各自的论文。学术观点都在一个有共同研究对象的小圈子里发表，通常也只有这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有兴趣去阅读、评价和理解。同时，学者们还通过同行评议，严守自己狭小领域的学术边界，(68)造成各个领域和研究课题之间越来越缺少联系和关联性。很多学者既很少与其他学者沟通，也在观念上认为没有这类沟通的必要。(69)他们的研究生都被鼓励去心无旁骛地专心于狭小领域的研究。加之，今天的政治学研究很多都是数据分析，而很多数据是现成的，不需要自己从头做起，经历整个数据收集和整理的全过程。学者们因而也很少从事包括收集和阅读原始文献、访谈、实地观察等在内的传统研究，大多只需专注于与自己研究内容相关的发展，视野越来越狭窄。

此外，多年来美国政治学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加重对定量分析内容的教育和培训，政治学主流期刊也偏重定量分析。很多政治学研究者不得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数理分析和统计软件方面。因此，在政治学学者构成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学家、统计软件技术员和博弈理论家，挤占了传统政治学的领地。几十年前政治学界占相当比例的研究政治历史和政治哲学的学者不仅边缘化，而且数量也在减少。(70)

五、关于美国政治学学科危机的思考

1.政治学还处于变化发展阶段

“科学化”在政治学领域出师几十年，至今仍处于未捷阶段。从17世纪“现代科学之父”培根倡导实证(empiricism)方法与理性思维的结合、提倡实验科学研究以来，西方知识分子就梦想着社会科学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真正发现“规律”的学问。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主义”传承到现代社会科学指导思想中，就主要体现为对“科学化”的追求。经济学在这方面的成就，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领头羊，被认为是已经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门类。但经济学以市场研究为主，很少从事对政府和社会的研究。从很多衡量指标来看，政治学才是社会科学真正“科学化”的关键性学科。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扩大的主要动因，就是政治学力图模仿经济学，过于强调数理方法和博弈分析的学科发展方向。这次政治学的学科危机实际上是对政治学执着于“科学化”发展心态的当头棒喝，使得政治学“科学化”的前景更为渺茫。

政治学所处的外在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前主席，同时也是埃及开罗美国大学校长的政治学家丽萨·安德森(Lisa Anderson)指出：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匮乏的社会成为过去，几十年前必须由政治学教授进行的相关材料收集和解释的工作，被今天互联网上有兴趣的全球性网络群体所取代。网上的很多深刻的分析文章，可能根本不是什么专家写的，更不是政治学家写的。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事实串起来，然后与全世界无数有共同兴趣的人士分享、讨论，或采取共同行动。(71)在市场观念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网络时代，政治学知识的含金量降低，知识优势丧失的趋势很难逆转。连大学生遇到问题也越来越少地依赖政治学教授。一个有智能手机的学生能当着教授的面马上从网上找到所需要的政治学方面的信息，并以此来估算在学费高涨的今天政治学所应该具有的市场价值。(72)尽管政治学的论文能够给读者一种高深莫测的印象，但政治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这些论文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社会政治现象的理解能力。长此以往，人们对政治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很多学科的价值认同就会减弱。市场将很难为政治学的知识支付高额的学习和使用费用。(73)

政治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的体系只不过有百年的历史。真正的体制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74)而脱离政治哲学主导的现代政治学的发展则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75)因此，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学科和研究内容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今天技术的发展使得政治学家作为信息的提供者的角色有了很多变化，在知识的发展、收集和传播方面不再处于中心地位。政治学家也无法宣称自己掌握了普通人很难学到的独门知识。(76)因此，今天的政治学应该与时俱进，加强与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努力探索未来的新角色。

2.政治学危机实际上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信誉危机

政治学的问题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科学问题的一个缩影。(77)在美国，政治学是一门涵盖了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内容的学科，是一个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的一个大杂烩，也是唯一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能够相对融洽相处的学科门类。(78)政治学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折射出了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研究领域的细碎分割、学术成果的碎片化、学者自我封闭于狭小的学者圈等现象，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也普遍存在。(79)政治学力图在认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靠拢自然科学的努力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同样明显。(80)政治学对社会发展理解和预测的误差，也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通病。(81)

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往往高估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指导能力，并致力于通过研究使社会的发展可以预测。(82)然而，以往重大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不完善的，社会往往付出了不菲的代价。(83)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科学研究拥有庞大的机构和从业人员，消耗着巨大的社会资源。然而很多社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和能力面临社会和政府的质疑，学术研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在萎缩。(8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连经济学研究的有效性也开始受到质疑。经济学同样是用“科学”方法，借数学模型推进有毒金融衍生工具，包装泡沫信用，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但对经济学的质疑受到很多专业技能方面的限制。而政治学所研究题目的价值和效果则很容易被社会理解和评价。

事实上，美国国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就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攻击。2006年一次针对政治学的攻击实际上也是针对整个社会科学的。(85)对政治学抨击最起劲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特(Eric Cantor)就公开表示支持取消所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86)从美国国会议员对政治学攻击的效果来看，很多附和他们提议的评论也不仅是在评价政治学，而是以整个社会科学为批评对象的。同时，那些为政治学辩护的声音则往往是围绕着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对认识民主社会自身的意义这个主题展开的。政治学所受到的攻击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对整个社会科学价值的怀疑。

政治学的危机折射出的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的冲击和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学这次是代整个社会科学受过，为受社会诟病的社会科学研究现状付出代价。政治学的危机，为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敲响了警钟。社会科学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就有被社会疏离的危险。

3.美国政治学危机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意义

各种数据都显示，美国的政治学主导着世界各国政治学的发展。根据英国学者希克斯(Simon Hix)对世界各国主要大学的政治学系进行的排名，在全球政治学界有影响的200个政治学系中，101个在美国和加拿大。(87)在2009年出版的讨论政治学未来发展的权威性着作中，100个作者中只有7个不是来自美国。(88)在根据影响因子排列的政治学期刊中，英文期刊占压倒性的地位。根据德国学者克林格曼(Hans–Dieter Klingemann)对最具影响力政治学期刊的分析：政治学期刊以美国期刊为主，而且都是英文期刊。排在最前的非英文期刊是位于第67位的德文政治学期刊。(89)一些国家的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美国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展开的。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指出：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现在一些国家还有学者质疑：政治学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吗？(90)在行政管理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学术起源也是美国式的。(91)美国政治学发展对世界各国政治学发展的影响巨大。

从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以邓小平同志要求的“补课”为出发点的。(92)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以外，在学科体制和学科发展方向方面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移植”而来的。新一代政治学学者更是以西方特别美国政治学的内容、原理、观点和方法为标准，推崇美国的政治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政治学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20本期刊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国期刊。(93)从80年代重视所谓旧制度主义或法条主义，到今天强调定量分析，学科发展的道路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在中国政治学界，如何处理本土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问题，如何把握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如何平衡研究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如何使学术研究与实际政治相结合，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学界正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学同样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际政治、社会需求的鸿沟。中国的政治学科，甚至行政管理学和公共政策研究，也面临着学术研究与政府政策过程疏离的问题，但鸿沟的特性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美国的政治学科的问题在于对科学化要求过高、过于脱离现实可能的话，那么科学精神的缺乏则是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痼疾。虽然与西方的交流已经开展30多年，但我国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研究在理性和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突出表现在对假、空、玄、虚研究的浓厚兴趣，反理性、反智的色彩，严重缺乏逻辑性，模糊思维的习惯等方面。不仅受过现代研究方法严格训练的学者不多，在研究成果方面也存在以口号代替理论，内容不着边际等问题。有些课题的成果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与美国政治学过于“科学化”的学科现状正好相反。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学在理性和科学方法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上升到中国社会科学整体发展的高度来看，胡适当年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一样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研究经费，学术成果十分丰富。然而，政治学研究今天能够获得社会资源投入，明天也必将面对社会用挑剔的眼光进行的检验，正像美国政治学现在经历的情况一样。如果一味陶醉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学术标准”，远离社会需要，学科发展就很难有广阔的前景。美国政治学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是一面镜子，对于我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努力发展适应中国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学，出产更多符合实际要求的成果，应该是有益的。

注释：

①M. Brintnall, T. Affigne and D. Pinderhughes,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es on the Discipline, IPS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Montreal, Canada, 2008, p. 5, http://paperroom.ipsa.org/papers/paper_4055.pdf.

②Jeffrey Mervis, Senate Panel Chair Asks Why NSF Funds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Vol. 312, No. 5775, May 12, 2006, p.829.

③汤姆·科伯恩的发言原文见http://coburn.senate.gov/public/index.cfm?FuseAction=Files.View&FileStore_id=82180blf-a03e-4600-a2e5-846640c2c880。

④http://www.buzzfeed.com/johnstanton/house-republicans-look-to-repackage-traditional-ag?utm_source=dlvr.it&utm_medium=twitter,2013年3月5日。

⑤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 March 13, 2013, p. S1819.

⑥全文见: http://www.apsanet.org/media/PDFs/NSFAmendmentAsModified.pdf。

⑦G. Koger, Political Science, NSF Funding,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themonkeycage.org/,2013年3月24日。

⑧A Different Agenda, Nature, July 19, 2012, Vol. 487, p. 271.

⑨Kathleen Bawn and Gregory Koger, Effort, Intensity and Position Taking: Reconsidering Obstruction in the Pre-Cloture Senat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0, No. 1, 2008, pp. 67-92.

⑩G. Koger, Political Science, NSF Funding,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themonkeycage.org/,2013年3月24日。

(11)实际上，这种说辞本身就是具有极强讽刺意义的。自1950年建立以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是受国会实际控制的政府机构，就是政治影响学术的渠道。

(12)美国经济学会设有政府关系办公室和政府关系委员会，经常性地发布业内通报，详见：http://www.apa.org/about/gr/index.aspx；美国心理学会设有三个政府公关办公室，详见：http://www.apa.org/about/gr/index.aspx。

(13)J. Sides, Political Scientist Walter Stone Responds to Eric Cantor's Criticism of His Research, http://themonkeycage.org/blog/2013/02/15/political-scientist-walter-stone-responds-to-eric-cantors-criticism-of-his-research/, 2013年3月6日。

(14)P. Cohen, Field Study: Just How Relevant Is Political Science? http://www.nytimes.com/2009/10/20/books/20poli.html,2013年3月5日。

(15)S. Masket, The Politics of Attacking Political Science, http://www.psmag.com/blogs/seth-masket/is-political-science-useful-53201/,2013年3月22日。

(16)H. Htun, Political Science Plays Crucial Role in Public Policy, http://www.abqjournal.com/main/2012/07/11/opinion/political-science-plays-crucial-role-in-public-policy.html, 2013年1月9日。

(17)J. Steve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Lousy Forecasters, http://www.nytimes.com/2012/06/24/opinion/sunday/political-scientists-are-lousy-forecasters.html?pagewanted=all,2013年1月11日。

(18)另一位政治学家赫伯特·西蒙实际上是经济学家，是因为对经济组织的管理行为和决策研究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19)有关的分析见刘杉：《政治学有用吗？——美国政治学当前面临的学科危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9 日。

(20)A Different Agenda, Nature, Vol. 487, July 19, 2012, p. 271.

(21)S. Jaschik, Should Political Science Be Relevant?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0/09/07/polisci,October 7, 2010.

(22)Rainer Eisfeld, How Political Science Might Regain Relevance and Obtain an Audience: A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June, 201 1, pp. 220-225.

(23)Chris Brown, Kirsten Ainley,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4th ed ),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4)Stephen M.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2005 pp. 23-48.

(25)Joseph S. Nye, 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2009.

(26)Jonathan Cohn, Irrational Exuberance: When Did Political Science Forget about Politics? The New Republic, Vol.25, October 1999, pp.25-32.

(27)Bruce W. Jentleson and Ely Ratner, Bridging the Beltway-Ivory Tower Gap,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3, March 2011, p.7.

(28)E. Klein, Poli Sci 101: Presidential Speeches don't Matter, and Lobbyists don't Run D. C.,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9/10/AR2010091002671.html,2013年1月14日。

(29)Joseph S. Nye, J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9, No. 4, 2008, p. 594.

(30)Susan Peterson, Michael J. Tierney and Daniel Maliniak, Inside the Ivory Tower, Foreign Policy, Vol. 151, 2005, p. 62.

(31)John E. Trent, Should Political Science be More Relevant? An Empir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e,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June 2011, p. 194.

(32)Sir B. Crick, In Defence of Politics, 5[th]ed, London: Continuum, 2005, p. 242.

(33)L. Anderson, Pursuing Truth, Exercising Power: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21st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7.

(34)John E. Trent, Should Political Science be More Relevant? An Empir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e,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 June 2011 p. 195.

(35)Jon Elster, Rational Choice History: A Case of Excessive Amb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3, September 2000, p. 685.

(36)G. Crane and A. Amawi(ed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

(37)M. Lamont, How Professors Think: Inside the Curious World of Academic Judg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5.

(38)[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39)Henry Farrell and Martha Finnemore,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6, No. 1, 2009, pp. 58-71.

(40)Lawrence M. Mead, Scholasticism in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8, No. 2, June 2010, p. 454.

(41)Gregory J. Kasza, Perestroika and the Journal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3,Issue 4, October 2010,p737.

(42)G. Ferenstein, Former Political Scientist to Congress: Please Defund Political Science,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print/2013/02/former-political-scientist-to-congress-please-defund-political-science/273060/, 2013 年3月5日。

(43)M. Lamont, How Professors Think: Inside the Curious World of Academic Judg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97.

(44)The Future of Interdisciplinary Area Studies in the UK: A Source Document, http://www.area-studies.ox.ac.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3/5080/FinalWorkshopreport.pdf,p. 40.

(45)Shelley Rigger, The Perestroika Movement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nd Its Lessons for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4, December 2009, p. 370.

(46)M. Lamont, How Professors Think: Inside the Curious World of Academic Judg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97.

(47)David M. Laitin, The Perestroikan Challenge to Social Science, in Kristen Renwick Monroe(ed. ),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131.

(48)[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1134页。

(49)Shelley Rigger, 2009, p. 373.

(50)Ignacio Sanchez-Cuenca. A Preference for Selfish Prefer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8, No. 3, 2008, p. 362.

(51)[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2006年，第18页。

(52)Kenneth Prewitt. Can(Should )Political Science Be A Policy Science? in Gary King, Kay Lehman Schlozman, Norman H. Nie and Sidney Verba(eds. ),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100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p.256.

(53)Christina Boswell, The Political Uses of Expert Knowledg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4)G. Ferenstein, Former Political Scientist to Congress: Please Defund Political Science, 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print/2013/02/formcr-political-scientist-to-congress-please-defund-political-science/273060/, 2013年3月5日。

(55)M. Brintnall, T. Affigne and D. Pinderhughes,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es on the Discipline, IPS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Montreal, Canada, 2008, p. 9. http://paperroom.ipsa.org/papers/paper_4055.pdf.

(56)James Farr, Jacob S. Hacker and Nicole Kazee, The Policy Scientist of Democracy: The Discipline of Harold D. Lasswel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4, November 2006, p. 585.

(57)John Dryzek, Revolutions without Enemies: Key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4, November 2006, pp.487-492.

(58)Ibid.

(59)Ibid., p.487.

(60)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3.

(61)Gabriel A. Almond and Stephen J. Genco,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9, No. 4, July 1977, pp. 489-522.

(62)[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2006年，第738页。

(63)例如, Paul H. Nitze, Tension between Opposites: Reflections on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 1993, p.3。

(64)发起改革运动的电子邮件原文见Kristen Renwick Monroe(ed.),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11。

(65)Ibid., p. 1.

(66)[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2006年，第5页。

(67)Benjamin J. Cohen, A Grave Case of Myopi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5, No. 4, 2009, p. 436.

(68)Andrew J. Polsky, Living with Path Dependence, Polity, Vol. 40, No. 4, October 2008, p. 554.

(69)John E. Trent, Should Political Science be More Relevant? An Empir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Discipline,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 10,June 2011, p. 202.

(70)David Butler, Political Science: What should We Know? in Gary King,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Norman H. Nie(eds.),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100 Perspectiv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24.

(71)Lisa Anderson, Too Much Information? Politic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0, No. 2, June 2012, p. 389.

(72)Ibid.

(73)Ibid., pp. 390-393.

(74)Craig Calhoun, Social Sciences in North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Knowledge Divide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0, pp.55-56.

(75)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

(76)Lisa Anderson, 2012, p.385.

(77)Francoise Caillods and Laurent Jeanpierre,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Knowledge Divide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0, pp.1-5.

(78)Andrew Stark, Why Political Scientists Aren't Public Intellectual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5, Issue 3, September 2002, p. 578.

(79)Irina Bokova, Forward,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Knowledge Divide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0, p. iii.

(80)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1999, Paris: UNESCO/Elsevier, 1999, p.43.

(81)Francoise Caillods and Laurent Jeanpierre,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Knowledge Divide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0, p.1.

(82)Peter Wagner,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Centu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1999, Paris: UNESCO/Elsevier, 1999, p. 17.

(83)Gudmund Hernes, Preface,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Knowledge Divides,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0, pp. vi-vii.

(84)[英]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超越建构论和实在论》，张茂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85)Jeffrey Mervis, Senate Panel Chair Asks Why NSF Funds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Vol. 312, No. 5775, May 12, 2006, p. 829.

(86)A. Rapoport, Take That, Political Science! http://prospect.org/article/take-political-science,2013年3月24日。

(87)Simon Hix, European Universities in a Global Ran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No. 2, 2004, pp. 293-313.

(88)Gary King,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Norman H. Nie(eds. ),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100 Perspectiv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89)Hans-Dieter Klingemann, Capacities: Political Science i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0, No. 1-2, 2008, pp. 370-396.

(90)如Takashi Inoguchi, Political Science in Japan: Looking Back and Forward,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No. 3, 2010, pp. 291-292。

(91)[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2006年，第789页。

(9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93)严强、魏姝、白云：《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学发展报告(2000-2004年)——以CSSCI为基础的评价》，《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