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者般狡诈，凶猛：你所不知道的日本财团扩张之秘

摘自《三井帝国在行动》

来源：扑克投资家（ID：puoketrader）

日本这个蕞尔岛国，忽然从没没无闻的历史舞台幕后，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窜上了台面，并且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世界性强国。更在二十世纪70年代，迅速从战败国的灰烬中，重建、复原、振兴、一跃为经济强权，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俨然已经变为一头经济巨兽。它的背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1980年7月份，美国NBC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个名为“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的电视专题片。画面镜头显示：日本的汽车工厂日夜加班，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而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停工的车间处处可见，街头到处是失业的工人，一片萧条景象。NBC电视台主持人说：“什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定义是输出原料，输入工业成品。”在这个定义下，美国似乎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这是危言耸听吗？

随后，美国学者沃格尔（EzraF.Vogel）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样一本研究专著，从一般的美国市民、学者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乃至五角大楼的军人都争相阅读。美国社会上下形成了危机感，而美国企业界也认真研究和借鉴了日本经营管理中的有益元素，不断增加与日本企业竞争对抗的能力。如今，美国借助金融实力控制着宏观经济领域，日本则一改当年锋芒毕露的气势，扮成一个“失去10年”的虚弱巨人，暗中把持着微观经济的命脉。

日本“装穷”为哪般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告诉人们，太强和太弱一样，都会是不安全的。太强了，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成为其他国家的敌人。而太弱当然也是不行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欺负，失去安全。强大要有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就会失去安全。上世纪80年代，雄起于世界的日本经济十分张扬显赫，四处扩张，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结果是四面楚歌，招徕了一片喊打声。

1989年，在美国国会传阅着一份《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文件》，言词激烈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两种世界战争，即与苏联的军事斗争和与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该文件还认为，美国拥有核武器，有足够的能力阻止苏联的进攻，但却没有相当于核武器的经济手段足以阻止日本的经济、技术侵略。如果让日本乘胜前进，而美国又逐渐丧失与苏联抗争的能力，那么最后美国将全面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

与此相呼应，美国新闻出版界发起了“鞭打日本”的攻势。美国著名罪案小说家迈克尔·克赖顿在新著通俗小说《日升》里，直言不讳地把美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归咎于日本财团的阴谋。在《影响力的代理》（1990年）一书中，作者帕林·乔特认为，东京付钱买通了有影响的美国人，试图在政治上有效地支配美国。在《即将与日本发生战争》（1991年）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头号敌人就是日本。

西方一些战略家开始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像一次、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陆上、海上进行血与火的拼杀，军事实力的强盛在作战中起决定作用。而未来的战争，是信息战、科技战、教育战、经济战，是整个国家力量的整体较量。美国的杰克·安德森和戴尔·尼阿塔在《华盛顿邮报》刊文鲜明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一场经济战。”而在这场表面稳定而内在剧烈的持久的经济战中，美国正走向失败，其主要对手是日本。

为此，美国政府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1989年，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制裁。同时，美国认为，它的商品不能打入日本市场还与日本的经济结构（指财团体制）有关。1989年5月，布什总统指示与日本交涉有关经济结构问题。1989年9月，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开始举行。美国提出了200项以上的改善结构障碍的条款，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批评开始，涉及到日本的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习惯，甚至于日本的产业文化，最后归结到打击和“改造日本”的目的。

1990年10月，在美国罗切斯特工科大学（RIT）举行了击溃日本经济的研讨会。此后，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设置了国家经济会议（NEC），接着又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NIC）。国家情报会议既是白宫的机构，也是中情局的下属机构。接着，克林顿总统对国家情报会议的负责人约瑟夫?奈说，要将中情局的活动目标从对付俄罗斯转向日本的财界和政界。克林顿还要求《日本第一》的作者沃格尔与约瑟夫·奈一起工作。

经过一番被美国打击的痛苦体验后，日本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短暂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颓势中走出、失去了20年美好光阴的虚弱巨人。世人面对这一光景，无不为日本的夕阳西沉而感慨万分。整个世界一改过去对日本戒备和警惕的心态，转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关注和打量起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巨人了。日本以牺牲今天为代价，赢得了明天发展的空间。

微观经济的王者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老子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深知刚强，却安守柔弱，知雄而不争雄，守雌而为繁延，甘作天下的溪流。日本遵循着这一古老东方的辨证思想，以其嬗变的手法和“知强守弱”的生存技巧赢得了“安全”，也营造了这一“无威胁的国际生存环境”，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世界性的生存体系，继续着其支配世界经济的“王道”。

显然，潜藏在暗处，并从“细节”上来控制世界，是日本最好的战略选择。日本通过采取向国外大量转移产业的方式来淡化产品的国籍，以借船出海的方式避免引起他国的注意。日本财团的制造企业纷纷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建厂来摆脱限制，也使日本海外财富迅速膨胀。到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对外纯债权总额的6倍，与1991年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25倍。

日本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手法，从整体战略（产品）转向了局部战略（零配件）。在成品领域，日本竭力以低调和不事张扬的面貌出现，并主动放弃了许多世界第一的称号（无论是在制造业、商业还是金融业）。2007年7月23日出版的《财富》杂志公布了2007年全球500强全名单，日本企业的排名出现大幅后退，只有丰田汽车公司跻身前十名。此次入选500强的日本企业有67家，大大少于1995年入选的147家、2000年入选的100家和2005年入选的80家。值得思考的是，日本企业2002年后效益大幅提升，为什么排名却迅速下降？

日本虽然放弃了表面的张扬，但在暗中却一点也没有停止扩张，而是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零配件生产、加工与供应体系，将优势集中到零配件这一不易为人所觉察的领域，通过向各国的民族品牌提供精美而高质量的零配件来反客为主式地占领各国的市场。在暗中，日本通过获取大量的发明与技术专利，在悄然无声攫取和瓜分世界的财富。2002年美国发明专利最多的10家大公司中，佳能、NEC、日立、松下、索尼和三菱等6家登上该排行榜。

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校长加藤宽露骨地说：“美国移动电话配件九成是日本造。换句话说，美国也被日本控制着。应像犹太人那样进入对方国家，支配那个国家的经济。这就是小泉首相的意图。所谓‘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摄像机、DVD等领域，日本企业的创新和变革始终都在延续，所有这些创新所需的关键部件均来自日本。日本企业在这些创新方面甚至占据了70%-90%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日本于2002年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全面启动了“知识产权战略”，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世界经济的盘剥与渗透，全面封杀和堵截高新技术向其他国家企业转移的各种路径，来确保日本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甚至在基础的生产制造技术领域对美欧的竞争优势。在对外投资方面，全面加强包括生产制造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日本财团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

民族品牌的背后

当世界各国人民在全力地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时，日本人却用世界各国的民族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这样，便出现了一幅让人们十分震惊的图画：虽然从外表上看都是本国民族品牌，但如果从内里看则不难发现大多是日本的零配件。世界各国的工业产品越畅销，越火红，对日本零配件的需求与依赖也就越大，日本的厂商就越得益，日本的利润也就越丰厚。品牌满足了世界各国的自豪感，而利润却让日本商人暗中狂喜。

日本在确立了自己对世界各国民族品牌的零配件供应体制的优势后，开始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对世界各国各种产品使用日本专利收取高额费用，以此来加强对世界各国市场的渗透与控制。日本积极抢夺专利，以知识产权为武器进行“经济入侵”。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由首相亲自率领的知识产权部，松下、索尼等很多大财团的企业都已加入其中，以达到争夺世界市场的最终目的。

美国对日本企业的技术依赖十分巨大，例如，.英特尔公司的闪速内存是委托夏普等日本企业生产的；摩托罗拉的高性能动态内存条通过其与东芝的大型合作项目的工厂生产；惠普的RIS芯片中很多是由和日立的合作项目生产的；IBM自己生产的最先进打印机的引擎部分多是依赖日立供应。又如，隐形轰炸机机体的防雷达的特殊涂料，就是日本研制的。从战斗机到军舰，美国尖端武器电子装置中所使用的陶瓷部件，95％是日本制造的。

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从宏观经济领域考察日本经济，就会有很大的片面性。日本经济模式真正的优势和特点在微观经济领域，要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来评价。GNP等于GD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一般表现为GNP大于GDP；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一般表现为GDP大于GNP。两者的差异，最终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生产要素不均衡下的财富转移。

“日本第一”并非言过其实。在日本GDP低迷的200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却排名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收入”，是指包括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日本海外所得的国民总收入（GNI）的人均水平，相当于人均GNP。此时，日本财团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其实质是不断强化对全球微观经济的控制。

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日本《呼声》月刊（2004年5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说，“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文章写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中国产业不可缺少的高质量的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

其实早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经济界（主要指财团）就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制造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的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全球产业链上。如今，以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为首的日本财团正在将这些构想变为现实。

岂止金融有风险

日本财团的新经济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始终体现在“商权”的争夺上，综合商社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的经济总参谋部（大本营）。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受到产业国际再造或网际网络普及的影响，综合商社除积极推动事业合作与整合之外，正在加强投资参加便利商店、超市等物流领域，大大地改变整个物流业界的布局。综合商社因应企业的物流逐渐导入供应链管理（SCM），提出一套有效的物流管理系统，于是第三方物流业务（ThreePartyLogistics）应运而生。综合商社为中国、菲律宾、印尼、东欧等物流网络发展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一套物流服务体制，从而增加日本的货物物流进出口机会，也能完整架构出SCM的需求与效率。

日本的便利店行业以“三井物产—7-11（SevenEleven）”、“三菱商事—罗森（Lawson）”、“伊藤忠商事—全家（FamilyMart）”三大阵营在日本互相竞争，而且以同样的组合进入中国市场。三井物产不仅斥资力助“7-11便利店集团”布局北京，还积极为其出谋划策。这些大型商社介入便利店的意图是寻找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在中国开设相当数量的食品工厂，建立起庞大的物流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日式便利店网的需求。

与此同时，三井物产与中国邮政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展全面合作，面对中国国内公司进行小件货物配送服务，将主要以在中国的日本公司等为客户。伊藤忠商事与北京的中铁现代物流科技公司合资在武汉设立物流企业，主要经营内容为从事汽车和零部件的铁路和卡车运输。住友商事和上海亚东国际货运共同出资成立国际货运代理公司，在北京、上海以商业货物等专递为主，逐步扩大到其他城市。

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早在2002年7月威海举办的“中国流通业如何面对入世”论坛上，作了题为“谁来主导中国经济命脉，谁来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长篇报告。他警告说：“在今后两三年，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重点不在制造领域以及高垄断、高壁垒行业，首当其冲的是流通领域，他们的战略重点是零售终端。对于大型跨国流通企业来说，只要控制了流通领域，就等于建立了输入他们自己的产品的通道。”

当中国学者们还停留在研究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而不忘防范金融风险之时，却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存在的商业风险和产业风险。其实，日本综合商社是一类结合商业和产业的金融组织。此时，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暗地里掀起了一场对中国流通业的“卡位运动”。由于存在商业资本反向控制产业资本的隐忧，就算“中国制造”战胜“日本制造”，这场“卡位运动”会导致中国产品的流通命脉被日本商社把持吗？

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们是否注意到，隐藏在背后的以综合商社为主导的日本财团以准军事化的行为方式部署它们的中国战略，并在全球扮演着微观经济管理角色。现在，当我们在正面战场（宏观经济）上防御美国的金融资本（对冲基金）时，却忽略了日本的商业军团（综合商社）正在悄悄地潜入我们的后方基地（微观经济）。那么，谁是中国微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呢？要把它交给日本的综合商社吗？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在哪里？

财团就是力量

“财团”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形成的“商帮”。但是，无论是“财团”还是“商帮”，其中的“团”和“帮”都表示的是一种集合体，都在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道理。日本财团是现代企业制度，是金融化和股份化的产物，已经完成由“家族企业”向“社会企业”的变革。现代的日本六大财团并非是垂直控股的组织结构，而是通过成员企业间的相互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从明治维新至今，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世界中，一方面团结日本全民的力量，另一方面整合世界各国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这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之路，也就是日本国家的生存之道。

尽管彼此不存在从属关系，但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制造企业还是构成了日本财团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财团成员通过交叉持股、互派经理、共同投资、交换情报等方式建立横向联系。事实上，多元化并非独立企业的使命，而是整个财团分工与协作的结果。

横向集团企业群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起，以日本旧财阀银行为中心联合原系统各大企业的经理陆续组成经理会。此时，日本政府通过放宽对企业的限制，鼓励大垄断企业相互之间通过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互派等纽带结成企业集团，以增强团体对外竞争能力，直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以及丰田、东芝、新日铁、日立等若干大财团体系中的“独立系企业集团”（大型综合制造企业）。

日本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不但金融体系健全，而且更有发达的综合商社；后三者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于60-70年代形成，综合商社的功能相对较弱。这些大财团横跨各产业，构成日本经济的基础，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至70年代初，被解散的日本财阀系统的企业逐步完成垄断资本集团的聚合，其共同特点是：

（1）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持股，其相互关系呈环状；

（2）由集团成员经理组成经理会，起大股东会作用；

（3）根据经理的决定，由集团成员出资，设立联合投资公司；

（4）以大城市银行为中心，银行会同本系统金融机构（信托银行、保险公司等）对集团成员企业进行系列贷款；

（5）综合商社做集团内交易媒介，它既担任企业集团成员的购销，开展集团内交易，又具有开展新事业的组织机能；

（6）组成配套行业，以重工业、化学工业领域为中心，成员企业分布于各产业领域。

战后日本六大财团和战前金字塔型的财阀在组织结构上迥然不同，财团内各个成员企业，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然而，通过经理会、交叉持股、综合商社、主办银行、经团联、共同投资、人事互派、情报交换……，日本财团依然保持强有力的整体性，以其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手段展现了强大的综合作战实力。这些财团最显着的特点便是以金融机构和综合商社为中心，财团内各企业环形持股，即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交叉持股。

日本六大财团中的主办银行是借款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企业结算的中心银行，通常也是企业的主要股东，向企业派遣重要职务的人员。银行帮助企业稳固其经营权，在企业经营业绩恶化时，企业将经营权移交给银行，由主办银行负责进行救助。日本财团的成员企业之间实行圆环形相互持股，这种持股关系使财团各成员企业之间的资本联系得到空前加强，是财团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和最强有力的结合手段。

此外，日本财团还存在系列融资和人事派遣等特征，以加强企业之间的人事结合。一般主要是由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向各大企业派遣高级职员，如银行向其融资数额和持股份额高的企业派遣职员担任企业的重要职务，以保障银行的债权和对该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企业为加强同银行的密切联系、保证其资金来源的稳定和贷款，也愿意接受银行所派人员，并委以重任。同时，由于工业企业有时也是银行的股东，工商企业也向银行派遣人事，对银行施加影响和控制。

日本财团中的最核心、也是最独特的部分就是综合商社，综合商社是财团的情报机构，同时又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它在财团内部有巨大的协调能力。日本企业最初进入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本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他们的协助。各财团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提供各种支持。1994年，世界500强的前4名都是日本综合商社，前10名中有6家是日本综合商社。

综合商社和主办银行在财团内进行资金融通及集团内交易，同时也组织成员企业参与巨型项目、共同投资和拓展海外市场等，这些集团进攻的案例在中国市场也屡见不鲜。但是，现在的日本财团不存在上下支配关系，它们包括主办银行、综合商社、众多大型制造企业的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因此我们把这样的“横向集团企业群”称为“财团”，而不是过去的“财阀”了。成员企业间互相持股、共同投资、谋求股东的长期稳定，是财团的一个重要特征。

纵向集团企业

区别于财团的横向组织结构，“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一个特征，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这些公司主要就是财团中的成员企业。应该强调的是，“横向”与“纵向”这两种集团模式并非各自完全不相容的两种形式。例如，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二木会）这个“横向集团企业群”的重要成员企业，但同时又形成在其系统中的三井物产集团。事实上，日本企业的集团是由这两个层次的重叠构成的。

作为三井财团内部的纵向组织，三井物产集团拥有上千家关联公司，年销营业额超过3000亿美元，而丰田汽车集团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同时，日本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大型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经常性交易的对象，即“外包公司”，从而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又形成了横向联系。

日本的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作为母公司在其系统中拥有大量的关系公司。关系公司的数量按集团不同有所区别，通常在100-200家左右，当然也存在像东芝、丰田等那样拥有1000家以上关系公司的集团企业。所谓关系公司是指包括母公司持股超过50%的子公司和持股超过20%以上的相关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就有大量这种日本企业的关系公司。母公司不仅对关系公司投资，而且还向其派遣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参与经营。

这些关系公司在母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和垂直性整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既有通过资本参与，将现存的交易对象作为关系公司纳入集团旗下的，也有将母公司内部组织（部门）作为独立公司分离出去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的集团企业，通过母公司持股、派遣高层管理干部等手段开展经营活动。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而出现大量海外子公司，已经占据了关系公司的相当部分。

同一个日本财团的关系公司之间，能够进行较为紧密的合作，各个公司在自己分工负责的领域内，可以为其它兄弟公司提供好的产品或较低的价格。例如，从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这个企业来看，日本邮船就是三菱重工船舶部门的订货大户，三菱电机则为三菱重工提供机电产品，三菱制钢、三菱伸铜、三菱铝业和三菱材料等公司，则可为三菱重工的船舶和航空航天部门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三菱银行和东京海上等公司可以提供贷款和特殊保险服务（如航天发射保险）。

三菱系列公司均为三菱财团的“金曜会”成员，它们包括：三菱商事、东京三菱银行、三菱重工、三菱信托银行、旭硝子、麒麟啤酒、新日本石油、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尼康相机、日本邮船、P.S三菱、三菱铝业、三菱化学、三菱化工机、三菱气体化工、三菱地所、三菱自动车、三菱树脂、三菱伸铜、三菱制钢、三菱制纸、三菱仓库、三菱综合研究所、三菱电机、三菱电线工业、三菱扶桑卡客车、三菱材料、三菱人造纤维、明治安田生命保险。

三菱财团也有一些关联公司和社会团体作为外围，包括：“IPTalk”集团、热海阳和洞、MT保险服务有限公司、关东阁、小岩井农牧、湘南郊区俱乐部、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综通集团、大日本涂料（立邦漆）、Dia高龄社会研究财团、钻石家庭俱乐部、千岁兴产、东洋文库、丸之内Yorozu、三菱金矅会、三菱俱乐部、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广报委员会、三菱财团、三菱CC研究会、三菱社名商标委员会、三菱市场研究会、三菱养和会、LEOC日本。

通过协作和分工，日本财团的制造业能够从兄弟企业和团体，获得资金、技术、原材料、上游产品、金融服务、销售等多种支持，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财团内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局外人要想打入系列内部，真是比登天还难。由此，中小企业也被纳入到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轨道，在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增强抵御外国资本和产品的能力。这与富有日本特色的法人交叉持股体制一起，形成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复杂自我保护网。

“作战联席会议”——“经理会”

在六大日本财团中，都有一个“总经理会议”（简称：经理会）连接各个成员企业的直接纽带。这个名为“经理会”的机构是财团中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同时经理会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日本财团正是以经理会和互相持股为基础建立起了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

以三井财团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三井银行发起成立了月曜会（经理会），接着以促进三井物产公司的合并为目的而成立了总经理一级的五日会，1960年改名为二木会，逐渐成为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1955年，三井系统各公司共同设立三井石油化学工业公司，1956年又设立日本原子能事业会，三井财团遂告形成。50年代末，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最终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为大财团。

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是三井物产、三井银行和三井不动产。到1978年时，三井的“月曜会”和“二木会”这两个组织所属的企业已达52家，其中二木会（经理会）的主要企业除上述的3家核心企业外，还有：三井信托银行、三井生命保险、三井海上火灾保险、三井建设、大阪商船、三井船舶、三井化学、三井金属、三井矿山、丰田汽车、东芝、王子制纸、东丽（Toray）、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小野田水泥、三机工业电气、日本制钢所、北海道炭矿汽船、三井石油化学工业、三井仓库、三井造船、三井东压化学、日本制粉、三越百货。

日本经济实力最咄咄逼人的二十世纪80年代初，日本六大财团总资产的合计额，相当于日本所有企业总资产合计额的四分之一。因此六大财团的经理会，其意义变得更加重大。每个财团的经理会一般在固定时间举行全体性集会，有的经理会一周举行一次，有的两周举行一次，有的一个月举行一次。经理会的存在，使财团的内部保持了协调与团结，同时使财团对外关系上，能采取合乎整体利益的一致步调。

从本质上讲，财团体制与家族文化和商帮文化密不可分。拥有高度忠诚和丰富实战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成为日本财团生存的关键。为此，日本财团通过“终身雇佣”、“年工序列”、“企业内工会”等形式，力求使员工建立对企业和财团的归属感和荣誉意识。

日本财团的经理人很多都经历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过程，其中优秀的人才不仅是本公司的高管，而且进入财团的核心机构“经理会”或是担任财团成员企业的董事，甚至还会担任“经团联”会长（被称为“财界总理”）或副会长，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

日本的财团体制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这种经济体制被形容为“会社主义”，意思是说日本整体就是一个企业，而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则直接称之为“日本型社会主义”。

重回“世界第一”

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获得了全面复苏，这得益于综合商社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做的精心准备。在财团体制的支撑下，有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日本国内经济低迷阶段（GDP低），却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GNP高）。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我们今天所知的日本是从二战后的废墟上经过集体意志的努力而获得新生的国家，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成就了日本独一无二的、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而财团体制也成为了日本贸易和产业立国国策的物质基础。对于日本这个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国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资源，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制造出的产品必须靠商业才能实现价值和财富的积累，这就是日本巨大综合商社得以建立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不断占领市场，推销商品，财富得以累计，累计的财富再次投入到制造业，推动制造业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从粗糙到精密。事实上，日本制造业能够不断持续发展的原因正是归功于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今天一个大国的崛起，首先必须是一个个本土企业的真正崛起，在全球化竞争下的中国企业如何崛起，日本财团战后60年的峥嵘岁月，值得每一个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关注。

在深化全球市场的开发方面，日本各大综合商社的战略发展方向是：投资于国内外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在全球市场收集信息、采购原材料、销售成品、安排物流运输、培养综合型人才、提高经营业绩、强化集团经营。各大商社明显加强开拓新市场、介绍新技术、发掘新客商、开发新商品及其销售渠道的力度，并着手构筑高效物流信息系统，参与仓库、流通中心等物流设施的运营。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综合商社推出了不同于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如提供垫款授信、债务保证、融资、商品资金、租赁服务等，通过提供风险资金、收购兼并等形式，帮助中小高科技企业发展。鉴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各大商社综合运用信息、外汇、资金、保险等机能，加强与政府、生产企业、科研机构及海外客商的合作，以BOT（建设－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等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大型发电厂等项目，带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

作为日本财团的核心组织，日本综合商社近年来顺应全球化发展及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需要，重点拓展新商业领域、强化资本运作和经营风险管理，完成了经营战略的又一次转型。综合商社在强化收集及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政经信息、产业及企业信息、高科技信息、市场及营销信息、法律及税务信息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提升信息的高附加值化和速度化。

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办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

纵观当年美日争霸的实质是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的较量，大国崛起也许可以通过和平崛起的方式，但是不通过激烈的竞争，后发国家的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者另一个大国的衰落，先进国家不会允许被后发国家超越。对一个发展中国国家来说，建立强大的制造业无疑是在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制造业是任何国家崛起的根本，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金融工具是无法取代实物商品，金融业的发达与制造业的低迷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如果一个国家偏重于靠金融获取利润而忽视通过制造业创造价值，那么这个国家经济的根基是相当不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