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封的主编
                     创办《行为科学》杂志十年回顾
 
    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行为开学》杂志是在1986年3 月创刊的。主办单位是陕西省行为科学学会，主管单位（实际就是通常说的挂靠单位）是西电公司。我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一直担任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1986年在中国行为科学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被选举为中国行为科学学会二十四个常务理事之一。
   《行为科学》杂志创刊时，编辑部设在西电公司四楼经济研究室那一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同时是省行为科学学会秘书处的办公地点，经济研究室平时就我一人，开展不了什么课题研究，我就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上了。我自封社长和主编，还有两个副主编，一个是公司报纸的副主编，一个是企业管理处的职员，都是我任命的兼职编辑。为这事，有人告了状，公司总经理在部处长会议（我不是什么部处长）当大家的面批评我为什么利用经济研究室办《行为科学杂志》？我回答说：行为科学学会是公司党委研究同意挂靠的，杂志是学会办的，这有什么错吗？总经理又质问到：那你为什么不搞经济研究？我说：研究，研究需要两人以上才能开展，我一人怎么研究？总经理又说：那陈景润为什么一人可以研究？我说：那是数学，不是经济管理！总经理无语，然后又问道，经济研究室哪个领导分管的？我答到：是你分管的！搞的总经理无话。他只好下令：以后你可以在业余时间办杂志，工作时间要搞研究！我说：可以，但是必须给研究室配人员，否则我还是没有办法研究。会议之后，总经理也再无暇过问此事，我也依然办我的杂志。实际设立这个经济室，总经理本人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知道要它做什么。
    我是在1977年开始接触行为科学的。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习时，自己把重点放在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研究上。阅读了大量的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的杂志、书籍；阅读了港台出版的一系列企业管理的大学教科书；还通读了两遍马克思的《资本论》全集。转业到西安市政府办公厅后，学习了著名经济学家马洪主编的世界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以及当时翻译出版的一些外国现代经济学著作，日本松下幸之助的企业管理全集。当时曾在《理论研究》杂志上发表过《企业人际关系研究》的论文，被省企业管理协会评选为一等奖。由于我掌握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以及行为科学的基础知识，所以才敢主动要求从政府办公厅调到国家特大型企业——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经济研究室工作。那时办公厅的秘书劝我不要去，因为他知道我没有企业工作的经验。我的想法是，西电公司三万多职工，没有几个人懂得行为科学，凭我掌握的这些知识一定有把握立足，并做好企业管理工作的。
    刚创刊时，经费是个大问题，依靠学会收的一点会费远远不够。我就利用时间差，先宣传征订，同时印刷发行，印刷费在交第二期稿时付，好在都是兼职的，几个人审改、编辑、排版、校对、包装邮寄都做了。这一关算是暂时过去了。
    到了1987年，全国搞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针对报纸杂志进行重点审查。省新闻出版局审，再送省委宣传部审，还要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好在《行为科学杂志》是学术性的，加上当时省委宣传部有一位年轻副部长的了解和支持，过了这个政治关。
    在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之间，是杂志发展最好的时期。国内企业和大专院校对于西方现代管理知识的需求如饥似渴；赵·紫阳总书记努力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开放新闻自由，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宽松的环境；对于推广行为科学，胡·耀帮和赵·紫阳都曾有专门的指示。这个时期，全国行为科学界也非常活跃，在会长孙有余和秘书长张品乾的努力下，在中国行为科学学会的指导下，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行为科学组织。1986年8月我们在西安承办了全国行为科学第四次学术讨论会，有三百多专家、学者、企业领导参加。通过这次会议，杂志得到了全国行为科学界的肯定和支持，大家把这个杂志当作全国行为科学界的学术园地，并决定各地区不再申请办同类型刊物。在全国的支持下，杂志的发行数量不断增加，当时发行遍及全国机械、电子、石油、化工、纺织、港务等行业，有几个大企业的征订数量每个在200份左右，发到车间、班组。全国有1000多个大专院校的图书馆、管理系或教研室都有征订。相继还开辟了军事行为和医学行为、犯罪行为、体育行为等领域的专拦，行为科学发展到了军队和医疗、司法等系统。做为《行为科学杂志》的社长和主编，我也当然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先后到新疆、河南、湖北、湖南、山东、安徽、甘肃、四川、重庆、江西等地和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演讲。期间提出了“双目标管理”的学术观点，即企业目标和个人目标同步计划管理。还印刷发行了《领导科学》的译本，《行为科学与管理》《组织行为科学》等著作，合作编辑了《管理心理学词典》（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主编了《中国股票操作实用大全》一书（内蒙古出版社出版发行）。举办了股票操作的函授班。
    但是，好景不长。在1989年6.4事件以后，首先遭到整顿的是各个学术团体。学会必须由省级党和政府部门主管（以后好象又规定不得由党和政府主管），这样我们又脱离西电公司，找到省电子工业厅做了挂靠单位。从6.4以后,《行为科学杂志》彻底的实行了自负盈亏，我的工资西电公司也停发了，从此走向了市场经济海洋的深水区，再没有上岸。为了避免闲言杂语，杂志社在1987年就搬离公司大楼，在西门城墙根租用三间民房办公。这个时间，对于杂志的审查是经过新闻出版局、省委宣传部，还经过省委常务会，报到中央宣传部批准，规格提高了许多，就差上政治局常委会了。真是让人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在上帝的保佑下总算是通过了，保住了。
    学会和杂志是保住了，可是国内的形势却和以前大不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学术研究的气氛基本被破坏了，读书看杂志、研究学问的人大大的减少。到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党政工团一起抓钱，人人都向钱看，社会上物欲横流。那时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一直勉强支撑。为了解决杂志的经济问题，90年开始我就想尽办法搞钱。和农村合资开办了个造纸厂，但没想到，江泽民书记和李鹏总理上台就来了个治理整顿，大砍乡镇企业，害的我借来的20万人民币打了水漂。以后又和美国朋友合作成立了科技信息公司，经过努力连续揽到两个县市的有线电视工程。没想到当地政府广播电视局赖钱不给，还惹来几个官司。
    就在我极尽全力为杂志的生存建立经济基础时，却有人在觊觎杂志的公开出版号。在国内，一个杂志公开的出版号是政府掌握的宝贵稀有资源，是非常难申请到的（国外是公共资源，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申请到的）。当时，就是到了现在，一本时尚或者休闲娱乐的杂志是可以挣到许多的钱。由于《行为科学》是学术杂志，依靠发行是搞不到钱的。那时，新闻出版局的主管部门就有意想收回我们的出版刊号，毕竟理不明，言不顺，没有直接命令。正好省政协申请办一份杂志，他们就让政协《各界》杂志的领导找我谈。要求我把《行为科学》杂志的刊号让给《各界》杂志，政协给我房子和职务做为交换条件。我一口就回绝了，我告诉他们，我需要的是保住中国唯一的《行为科学》杂志，虽然是我倾其心血创办编辑的，但决不是我个人的杂志，而是全国行为科学界和各省市自治区行为科学组织的学术阵地。
    当然，新闻出版局要找理由搞掉你是非常容易的。随后他们就拿出国务院新闻出版管理暂行条例，说这个杂志没有编制，没有财政经费，没有专职的主编，不符合出版规定。电子厅的张厅长和雷震处长积极和省人事厅交涉申请编制，没有成功。为了保住杂志，我不得不主动提出放弃社长和主编，由张厅长任社长，雷处长任主编。这样才堵着了新闻出版局的嘴巴。结果是全心全意献身于行为科学事业的杂志专职编辑换为兼职的政府官员，这样就符合什么规定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我创办《行为科学》杂志十年，没有要国家的钱，没有要国家的人员编制，没有要国家的任何物质，而且还给将近十个职员发工资。为在中国宣传推广一门新的学科，用现在的时髦话讲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做出了自以为豪，大家公认的成就和贡献。按照一般国家的制度，这样的学术刊物应该由国家资助的，应该有特别的政策保护的。可惜在中国的命运却是遭到无情的封杀。在中国你想做一件好事，都得不到好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我交出《行为科学》杂志社社长和主编不久，因为各种原因《行为科学》杂志停刊了。一直到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在中国还没有再出版《行为科学》杂志。这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耻辱。
 
    我这一生总结起来，只做过两件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一是参加过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二就是创办了十年的《行为科学》杂志。其它几十年参加无止无休的政治运动，为了什么思想、主义盲目的斗争，把生命白白地浪费掉了，消耗掉了。想起来真是可悲！可怜！加可气！
    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高层最近几年开始重视社会管理，提倡人性化，以人为本。那么行为科学就是研究人性管理的科学，中央应该大力提倡行为科学和其它现代人文科学的研究和运用，尽快帮助恢复中国行为科学学会组织和《行为科学》杂志。最好放开对于学术出版物的管制，让更多象我这样自封的主编有大展身手的良好环境，不至于再重演象《行为科学》杂志那样令人遗憾和饮恨的事件！

                                       200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