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政府应该对那些通过历史与理论对当前政治语境作出解读的政治学家们给予资助，因为他们的研究可以透过直觉，帮助人们看到更深层次的规律。

8月29日至9月1日，2013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在芝加哥举行。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与会学者对某个具体研究领域的讨论，而是将目光聚焦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政治学如何维持生存并继续发展。

 国家对政治学研究资助减少 

去年5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商业、司法、科学与相关机构拨款法》（Commerce, Justice, Science, and Related Agencies Appropriations Act）修正案，不再为政治学研究提供国家科学基金资助。

去年6月，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奎琳·史蒂文斯（Jacqueline Stevens）在《纽约时报》撰文《政治学家都是极差的预言家》（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lousy forecasters）称，在政治学领域，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却得不到准确的政治形势预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如今，即使一些可能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研究，国家科学基金会也不予批准，政治学研究者只能不断向带有意识形态附加条件的资助卑躬屈膝。

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建构主义学者泰德·霍普夫（Ted Hopf）1993年曾撰文称，苏联崩溃与其在冷战思维下将资金过分与军事建设联系在一起不无关系。然而在多年后的今天，美国政治学会向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保留对政治学研究的资助，其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便是政治学研究“对国防有显著贡献”。

今年3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政治学关于国家安全或经济研究的法案。对政治学的基金资助虽没有取消，但资助范围却被压缩得十分可怜。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政治学预算原本就相对较少，每年仅约1000万美元。而现在由于对研究项目内容的限制，美国政治学会的很多项目被迫取消，如一个旨在鼓励更多少数族裔学生进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暑期学院项目（Ralph Bunch Summer Institute）就已被叫停，因为其使命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标准和要求。 

政治学家努力扩大学科影响 

国会的决定使很多政治学者开始反省，同时也引发了他们对政治学是否应转向更复杂、更深奥的数学研究以及政治学在学术领域以外的实用性的争论。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约翰·塞兹（John M. Sides）在此次年会上提出，政治学者有必要为政治学提供一个简明的解释，可以像其他专业学科协会一样，每年开展专门的媒体和公众宣讲活动。学者们对此普遍附议，认为如何向公众和媒体等更好地介绍自己、展示自己的价值，目前对政治学者们最为重要。美国政治学会为此成立了工作小组。

其实，在扩大政治学影响方面，学界正在进行一些尝试，政治学博客“猴笼”（The Monkey Cage）就是其中之一。

“猴笼”博客由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城大学、纽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六位政治学教授建立，最初是网络公告板的形式，后来慢慢发展为博客，刊登政治学者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外交政策、选举、医保与移民政策、政治学教育等方面，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已经在美国政治学界颇有影响。今年9月，该博客宣布与《华盛顿邮报》合作，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普及、推广政治学。

不过，由于《华盛顿邮报》网络版开始收费，“猴笼”是否也要付费阅读，成为该博客一些忠实读者的最大疑问。对此，作为“猴笼”创始人之一，塞兹表示，目前他们已与《华盛顿邮报》达成协议，“猴笼”暂时会向读者提供一年的免费阅读权限，他希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争取到更多的读者。

塞兹认为，与《华盛顿邮报》合作，一方面能够推广“猴笼”博客，另一方面对于政治学者们来说是个推广政治学的良机。学者们不应该固守在象牙塔中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应该走向现实生活，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人们解释生活中的政治学。

政治学不是预测未来的水晶球 

面向公众的普及也许还较为容易，但面对政府的质疑却没有那么简单。美国政府认为，政治学不像硬科学，很少产生实实在在的社会利益。那么，美国政府所强调的“实在利益”又是什么呢？新通过的法案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政治学需要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挥直接作用。

其实，美国一直强调政治学的预测作用及定量研究，然而，政治学并非能够预测未来的水晶球。史蒂文斯在文章中提出，很多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政治学研究在一些琐碎的细节上给出证据，却无视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致使很多研究出现了令人震惊的错误。比如获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和大卫·莱廷（David D. Laitin）在一项研究中声称，内战现象由国家总体实力的强弱导致，而非由民族不满情绪或种族不平等导致。此文一发，很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曾有学者在2011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写道：“将诸如‘不平等’等很难量化的麻烦因素排除在外”可能会得出更为精巧的模型和更容易测试的结果，但事实是，展望全球，当代世界最棘手和最具破坏性的冲突（如苏丹等地），主因都是政治和经济的不公正。决策者只需每天阅读报纸，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20世纪80年代，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浦·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曾做过一项实验。他对284位政治学研究者（其中大部分是政治学博士）提出了几十个基本问题（如一国是否会发动战争、退出北约或改变其边界，某个政治领导人是否会留任等），并撰写了《专家的政治判断有多好？我们怎样才能知道？》（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一书。书中说，政治学专家对于政治发展做出的预测准确率与黑猩猩投掷飞镖的成功率几乎一样。早在1934年，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也曾在其《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中嘲笑社会科学家的自不量力。他认为，如果将政治学当做一种预测未来、为政府直接利用的工具，其前景会非常黯淡。

记者采访史蒂文斯时，她表示，虽然目前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政治学的资助没有取消，但美国政府对政治学研究深刻的不信任依然没有消失。她认为，若资助建立在这样的不信任之上，其意义也不大，如果美国政府不认可政治学对国家的作用，就不应该鼓励其再对公共政策领域发挥影响。政府应该对那些通过历史与理论对当前政治语境作出解读的政治学家们给予资助，因为他们的研究可以透过直觉，帮助人们看到更深层次的规律。政治学不应囿于或然概率和统计意义，应给予不同层次的政治研究以同等机会。

此外，史蒂文斯还强调，政治学研究应该多元化，然后从中选择那些最有价值、最富有启发性的领域来进行深入探讨。但是当前，国会支持的研究领域太过狭小，而且局限于一些非常老式的研究方法，虽然这些方法已经被时间和历史所检验，但长此以往停滞不前，对于政治学学科来说并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