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郑永年教授商榷

李明

曦朗智库

 郑永年教授对问题的观察十分仔细，联合早报26日《中国正处于知识短缺时代》，开文以“供给侧改革”为例，对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包括以上与实践的关系做了较详尽的叙述，得出：在中国，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环境中，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

 接着，郑教授以医疗、教育和房地产为例，指出以上并非一般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而中国，则很轻松地就把以上完全经济化和市场化了，由此导致了今天的无穷问题。郑教授的眼界随之放大，指出“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不仅存在于经济学界，更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的学科”。他以“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为例，对理论和实践，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在后半段，郑教授对实体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也做了说明，大量的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了金融和互联网领域，不仅没有推动发展，反而扼杀着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所需要的是+互联网和+金融，而非互联网+或者金融+，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郑永年的看法十分精辟，处于中国学者很难达到的水平，由此，他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处于一种知识短缺的时代。

 对前面的分析我基本赞同，但对他后面的结论却有根本的分歧。

 不是中国知识短缺，而是世界知识短缺，它是世界的问题，系统的问题。

 经济学是什么？说到底，它主要是人围绕经济，以经验和观察所做的揣测和想象，由此而形成的一个个所谓的理论，与现实人们对政治学、社会学等的研究一样，与科学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在应对问题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理论都处于一种顾此失彼的状况，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经济学的研究从亚当•斯密算起，产生过许多主义，所谓主义实际只是人针对当时状况，以经验对问题做出总结然后提出的对策。所以，从那时起世界就是如此，情况一有变化，即告瓦解，包括所有新老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毫无例外，没有一个能逃出这一命运。

 2015年中国股市6月和8月的两次暴跌，学界至今没有给一个说法，16年开年又出现暴跌，以上已达世界关注的程度，但相对次贷、欧债等，它只能算一个不大的事件。回看次贷，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更是这样一种状况，学界的大腕没有人敢出来讲话，甚至不敢面见记者，所有人都一脸的迷茫。接着是欧债，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费尽了心力，以上，让人对经济学失去了信心。

 其实，即使是危机平息，谁也不敢保证不会再现，一切都难以捉摸。经济学最耀眼的地方是根据统计做一些推算，但，那只属于浅表层的小九九，除此，就是在细枝末节上研究一点支离破碎，对略深一点的状况谁都说不清，所以，面对实际，总有想不到的事再次发生。无需再做举例，经济学的不济是肯定的。

 郑教授在该文中讲，“中国的很多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但很多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

 顺着郑教授的话来讲，既然他们对“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说明他们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能力。其实原因还在知识，是由这些人所学的知识不科学造成的。在硬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不是这一情况？那是因为人对物质、生命和医学的研究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而对经济、政治、社会的研究是建立在经验和想象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同样是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由以上得出一个结论，不是中国知识短缺，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原因是人对经济、政治、社会的研究在根本上就是不科学的。

 在物质领域为什么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乃至让人跟不上所发生的变化？是由科学带来的。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以整体论、还原论等为指导对事物所做研究的一种方法体系，然后是由此而开展的活动。具体表现：从分子、原子、粒子等基础研究开始，一步步延伸到应用与实践。而对社会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等没有这个过程。

 也正是因此，科学不会有东方、西方的概念，它是一体的，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东西，只有政治、经济等才有东方西方的区别，原因在它们不是科学。

 以对人性的研究做一个举例，经济学有一个“经济人”假说，它是经济学的一个立论根本。实际上，随情况的变化，人的思想会跟着变化，人性也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这是现实同一理论在不同时间和国度会有不同反应的一个原因。

 市场经济到了中国，毒奶粉、毒饮料、毒食品；“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一下子进入了市场，很多情况在中国变味，许多西方的经济学家惊呼，很多经过验证的经济学理论、办法在中国不灵了。实际，它是因为对人性的研究出了问题，人性的复杂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哪里仅是“经济人”这么简单。管理学的研究，除了经济人，还有社会人、复杂人等系列假设，在这方面显然有很大进步，经济学没有这种研究，但至少可以借鉴，然，也没有人借鉴。这是经济学问题的出处。

 实际上同一理论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间，也同样是问题百出，情况一有变化，即告瓦解，以上在前面已经做了交代。人性研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理是另一个方面，对社会研究的前提除了必须有对人性的研究以外，还必须有对事理的研究，与人性对应的研究是行为科学，与事理对应的学科是系统科学，经济学有与行为科学、系统科学的结合？没有，整个世界甚至连这样一个概念都没有。连人性和事理都不明白，如何研究经济、政治和社会？

 如果人对政治、经济等的研究进入了科学，思维方式和知识等所有与之相关的方面都会有一个根本变化，下面以自由与计划，市场和干预为例，对什么是科学，或怎样进行具体研究，做一个举例。

 以管理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属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从百分百的市场到百分百的计划之间有无数种过渡形态，以科学，每一形态都各有功能，其相互间，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请注意：以管理论，从百分百的市场到百分百的计划之间有无数种过渡形态，每一形态都各有功能，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

 ——衡量是否正确的标准，是看行政与实际状况对管理行为的需要之间是否匹配，匹配即为正确，不匹配即为不正确，乃至错误。

 相对过度的管治，需讲市场和自由，无论何时，都有很多东西不需要管理。但它不能成为一种模式，并不是所有方面、所有情况和所有的事都不需要管理，没有管理和计划，环境会受到污染，资源会受到无节制的利用和浪费，现实的情况是，人在很多方面都需有规划和计划，细微处，甚至一片草场能养多少只牛或羊都需有计划。

 与现实不同，以上属管理科学的理论叙述，与现实的各种思想、主义没有一点关系，是科学的内容。更广处，包括科学研究都需有科学的管理。 

 强调管治和计划，其本身是否也是一种主义？回答是否定的。

 管与不管，计划和没有计划，关键看行政与实际对管理行为的需要之间是否匹配，一切都是视情况而定的，且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以上是一个规律，依此，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段，不同背景就会有不同的政策、制度出现，这才是科学。

 以上是以科学法则经系列研究得出的结果，名叫“动态能位匹配原则”，简称“匹配论”属“事理”范畴，不仅适用以上，包括大政府与小政府；公有制与私有制；民主与集权等，均应以该理论为指导，由此，人在很多方面都能打破桎梏。

 下面将这一理论的研究过程呈现给大家，以供人对科学做进一步的了解。

 行为科学有一个“领导的生命周期理论”，其中有一个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举例：

 从以上可以看出，管理方式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表现的是一个规律，在适应性领导的前提下，每一方式都是科学的。

 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公有制或私有制，民主或集权，大政府或小政府，高福利或低福利，是否适应所有国家，所有年代，所有方面和所有状况？回答肯定不是！  

 简单归纳整理：

 ①以上这些具体办法在两级之间均有无数种过渡形态；

 ②以上数值的每一变化，对管理的作用和功能都有所不同。

 ③人类应当做的是——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每一方法具体功能的研究上来，包括数值变化导致的结果，然后列出系列办法，以应对每一状况。

 重复一遍：人类做的当是每一具体方法的功能研究，然后列出系列办法，以应对每一状况。 

 人如果能以以上方式进行研究，经济学、政治学等就会成为科学，以上说明现实不是中国的知识短缺，而是整个人类科学知识的缺乏，所有国家都没有科学的研究。由此，也就没有了西方经济学、东方经济学的区别。

 郑教授最后谈到智库，我认为很有意义，但也有不同的观点。

 他希望加强智库建设，认为“如果不能改革目前重于清谈的学院派，至少能够把学院派和智库分离开来，使得智库能够侧重于中国知识建设…”。而我认为，以上都必须改造，尤其是学院派从学校到学校的状况，而这并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样是一个世界问题。

 2016年1月28日 11:5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