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明

 麻雀，在中国曾被认为是公害，过去甚至出现过有组织的捕杀行为，所以，后来有了一个“树上有五只麻雀，打下一只还剩几只？”的桥段。

 这是一个考验小孩智力，也是哄小孩玩的老掉牙的题目，后来成了我给学者们出的一道新哲学思维命题。不过，由于涉及动物保护，现在再讲这个桥段或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不过人只要记住讲的事情，不要去想打麻雀就行。类似桥段很多，因性格使然，我时常会用它们来说事，有时也会用它来跟人开玩笑。

 2005年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发言时我先出了一个题目，“一块木板四个角，锯下一个角还剩几个角？”会议的气氛登时变得很轻松，我一本正经的对着大家讲你们回答还剩几个角？所有人都在笑，最后我做出解释：傻孩子抢着大声回答：3个，聪孩子：5个，到底是几个？我接着讲，关键是看如何操作，简单的锯下一小块，剩下的是5个角；若二边都按对角锯，剩下的是3个角；一边对角而另一边不对角，锯剩下的是4个角，接着打开图片以作说明。

 以上说的是什么呢？思维方式。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问题举例，即使是这样的问题也只有系统思维才能得出圆满的结果。

 下面我们将问题翻过来，对复杂乃至超复杂系统问题，如果只有简单思维，结果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结果肯定是无法应对。

 社会属复杂系统，尤其是国家的管理，属于对超复杂巨系统的问题研究，然，现实的所有国家却都只有简单思维，包括各种思想、主义和自由、公平、民主等，这也是现实世界所有国家问题成堆，部分国家和地区乃至不停动乱的原因。

 一切都是由思维方式造成的。

 在那个会议，我与东北大学技术哲学系的一位教授住在北京大学宾馆的同一个房间，同室名字起得书生，性格乃至有点娘娘，长得却像《水浒》里的李魁。我年龄较大，平时还算活跃，在一起住了二天就开起玩笑来了。晚上闲聊，我来了兴致，说：“X老弟，出个题目考考你”。他开始警惕起来，“什么题目？”我讲：“一棵树上有五只麻雀，打下一只还剩几只？”他听了以后以为我又在拿人开涮，笑得浑身乱拧，我讲：“这可是一道真命题”，他笑得最后滚在床上用被子将头蒙上了。

 我跟着他笑了一回儿，说：“别笑，这是我专门用它来考博导的，现在考考你，看你怎样”。他认为我又是在恶意下套，等人上钩，然后乘机狠狠的扁人一顿。我一脸的严肃讲：“这不是逗人”，顿了一下我说：“噢！还剩4只，这孩子真笨；一只都没有了，啊！聪明，其实真的是出给像你这样的哲学家算的”。他开始迷惑起来，但就是不语。无奈，我只有将“底”说出。

 “其实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命题，一棵树上有五只麻雀，打下一只还剩4只，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树上的麻雀都是刚出道不久的小家伙，你打下一只，剩下的在想，唔！这老弟怎么掉下去了？它们不会飞走；另一种情况，如果那棵树很茂密，你的隐蔽性又好，相互都不容易发现，你打下一只，也可能还会剩下4只，乃至直到你一只只的把它们都打下来，当然，也可能当你打第一只的时候，其余的全跑了”。

 我接着又讲：“实际上面涉及几个变数，会有许多解”。室友听了以后“嗯”了一声，讲：“这是一个复杂问题，我没有从复杂性角度去想”。我，接着是他，又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以上比前一题要难出许多，前一题讲的是静物，这个举例涉及几个要素，且有变化，排列组合，还真的需要做认真考虑，但是其复杂程度与社会问题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国家是个超复杂巨系统，如果以系统思维将问题、要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一罗列出来，数值会让人难以想象，但人类却如同孩子，不管遇到什么都能张口就来。

 科学的大厦是从基础研究开始一点点积累而来的，物质和生命的研究，分别是从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细胞学、基因学等开始的，直到产品和技术的出现，对社会的研究不但没有以上，甚至都不知道需要基础，更悲催的是压根没有人往这个方面考虑。

 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网络信息技术等，没有一个外行人敢对其具体问题发表意见，国家管理涉及的要素更多，内在更为复杂，对思维的要求极高，但是对国家的管理，不但每个人都是全才，而且还都是专家，因此，在这一状况下，若哪一天没有了纷争、危机和动乱那才是咄咄怪事。 

 2006年10月